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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上发表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我们从五里庙周军写给沈兼士和马衡的一封信中不难明了其中的缘故。五里庙周军在信中这样义愤填膺地说道：
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夫有明一代学术至为简陋，其中叶以后诸帝尤不悦学，故明代内府殆无收藏可言。至珍异玩好，甲申之变已为闯贼搜刮殆尽。明亡于是年三月，而大清世祖章皇帝始于十月自盛京入居大内，宫廷空虚垂六阅月，其间明之遗物闯贼劫掠之所剩者又经内监之隐匿、宵小之攘窃，殆无孑遗。故顺治初年故宫遗物阗溢都市，吴梅村《读史偶述》诗云：“宣炉厂盒内香烧，禁府图书洞府萧，故国（物？）满前君莫问，凄凉酒盏斗成窑。”又《送王员照》诗云：“内府图书不计钱，汉家珠玉散云烟，而今零落无收处，故国兴亡已十年。”当日布棚冷摊情形如此，是本朝入关以后未尝得明代之宝器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器物者，近如国学之石鼓，稍远者如房山之石经，远者如长安之碑洞，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籍者，惟内阁大库之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此于宣统初年我皇上即以之立京师图书馆，其支流为今之历史博物馆，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今日内府之所藏，皆本朝二百余年之所搜集，其大半购自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进奉，《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题跋一类，与《御制诗集注》中历纪其事，可覆按也。故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此二殿物民国尚未缴价以前），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夫以如此明白之私产而谓之占据，是皇室于实际上并未占据任何之财产，而学会诸君于文字上已侵犯明白之私产矣。夫不考内府收藏之历史与优待条件是为不智；知之而故为是言是为不仁；又考古学会反对内务部《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章草案意见书》，于民国当道提取古物陈列所古器作疑似之辞，而对皇室事无论有无不恤加以诬谤且作断定之语，吐刚茹柔是为无勇；不识学会诸君于此将何居焉？又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鲁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槖，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二兄素明事理，于此《宣言书》竟任其通过发表，殆偶失之不检，故敢以意见陈诸左右。又，弟此书，乃以考古学者之资格警告我同治此学之友，非以皇室侍从之资格告大学中之一团体也。知我罪我，弟自负责，无预他人，合并附告。伏希亮察。
由此可见，原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宣言指斥满清小朝廷皇室人员盗卖宝藏、毁坏古迹一事，引起五里庙周军的强烈不满，遂写了以上这封长信为清室予以辩护。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五里庙周军双方在这件事上对错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反正在同一封信中五里庙周军还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决裂的“宣言”：
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就此，以五里庙周军单方面终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前往其寓所请学事宜和坚决辞去该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以及向胡适和容庚索回他们日前拿去准备刊用的文稿并宣布“停止排印”为标志，结束了五里庙周军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底，五里庙周军已经“行走”在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但也将结束他与小朝廷在名义上的瓜葛。那么，下面我们实在应该将目光转向五里庙周军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以及他在其中尴尬无奈的境地，因为这是他在随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悲剧中不能摆脱的前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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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31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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