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邓小平为造船业指出路

“那个时候我还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任总经理。”提及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12月指示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时，刘清回忆说。“当年4月，我见到了原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他在1977年12月调任原六机部部长，是他邀请我到原六机部协助搞对外工作。次年6月，我就到了原六机部。”回首当年中国船舶工业即将面临的一场重大变革，已近期颐之年的刘清依旧如数家珍。

当时中国船舶工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首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一方面，海军要现代化，老型号产品订货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民的工作才刚刚起步。“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研究怎样‘关、停、并、转’。”这个如今被船舶工业用来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词汇从刘清那里不经意脱口而出。

小平同志关于船舶工业要引进先进技术，船舶产品要打进国际市场的指示，成为六机部决心通过建造出口船解决生产任务不足问题的“指路明灯”。“这一思想给船舶工业提出了两条发展途径，一个是闯市场，另一个是学技术。”刘清指出。

经研究，原六机部将闯市场的目光投向了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已经是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拥有6000万吨的船队，占世界船队规模的1/10。同时，香港还有一二百家船东，其中，多数是中国人或外籍华人，比较容易做工作。目标明确后不久，六机部便争取到“世界船王”包玉刚之弟包玉星将拟在日本建造的2艘2.7万吨散货船改在国内建造。

此举在香港引起广泛反响，也让包玉刚看到在内地造船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于1980年3月访问北京。3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原六机部、原外贸部、包玉刚、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合资成立了“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之后，包玉刚对外宣布向内地订购6艘总价值1亿美元的新船，“这不仅轰动了国际航运界和贸易界，也为我国船舶出口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回忆起此事，刘清依然显得格外兴奋。

那之后，香港成为了我国船舶出口的主要阵地。到1982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成立之时，香港船东共订船51万吨，约占我国当时出口商船总吨位的2/3。

“出口船舶的竞争力是第一要素，要提升竞争力就必须满足船东关于船舶性能和质量的要求。”刘清表示。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使得我国技术人员对国外造船技术的发展情况缺乏了解，对许多国际船舶的新规范、新要求和新标准几乎一无所知。在此情况下，想要建造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出口船舶，除了学习，别无二法。

从1979年开始，我国船舶工业便开始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工作。“我到原六机部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主抓技术引进。”刘清介绍，在当时外贸体制尚未改革的情况下，通过瑞士苏尔寿大马力低速柴油机和船用燃气轮机的技术引进，原六机部完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引进项目。此后，原六机部还重点引进了50多项关键船用设备制造技术和船型设计制造技术，先后搜集了世界七大船级社上万个造船标准和技术规范，并按照国际标准分工修订了舾装、阀门、管系技术标准200多项。

“我们从包玉星那里争取到的2.7万吨散货船订单，不仅开拓了市场，也为我们学习技术创造了机会。”刘清解释道。在该型船的建造过程中，大连造船厂对标国际规范、弥补技术差距、严格建造流程，最终使得所建船舶的质量受到了船东的高度称赞。

通过数年的技术引进、学习、吸收和再创新，中国船舶工业在国际船舶市场的打拼中，逐步掌握了30万吨超大型油船（VLCC）、11万吨成品油船、15万吨浮式生产储油船（FPSO）、第三及第四代化学品船等多种高技术船舶的建造技术，并实现了批量生产。

“引进技术、船舶出口，是中国船舶工业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思想。在如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它无疑将成为我国船舶工业继续开拓市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引船舶工业在全球船舶市场上破浪前行。”刘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