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次级贷款业务本身是一件挺好的事,其出发点是为那些信用等级较低或收入不高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可以实现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在1994年~2006年间,超过900万户美国家庭购买了新住房,其中大约20%的家庭借助于次级贷款。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负面因素逐渐浮现,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其一,是过度证券化。几乎与次级贷款业务并行发展的,就是美国经济的证券化,比如,人们把一些一时还不清的债务,转化为证券后再卖给投资者。换句话说,凡是有风险的,都可以摇身一变为证券。所以,次级贷款的放贷机构也不闲着,他们把手中超过六千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债权转化为证券后,卖给各国的投资者。那么,富有投资经验的银行看不出这其中的高风险?次级贷款的放贷机构花钱供养了许多信用评定机构,从而可以轻松地拿到最高为“AAA”的信用评级,泛滥成灾的“AAA”证书使银行失去了对风险的敏感性。
其二,是通货膨胀。随着这张“大饼”越做越大,富人们因为手里拥有越来越多的纸面资产,而放肆地挥霍;穷人们因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最后,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借以压抑通货膨胀。可是,利率提高后,那些本来就缺钱的穷人就变得还不起贷款了,这导致次贷市场还贷拖欠比例迅速上升。至此,美国经济一下子坠落入货币流动性很低的状态。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徘徊状态,穷人就更难还清那些堆积如山的次级贷款债务。
我们能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中得到什么启示呢?可能有人会说,根本学不到什么,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次级贷款市场。但是,仔细看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中也有类似于美国次级贷款的成分,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中国经济也有被拖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金融创新项目。许多中国人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财富,所以,银行帮助人们去实现这个愿望是一件好事。全国各地的银行都想出各种吸引人们借贷款买房的“高招”。比如,深圳的银行在2006年就推出了“双周供”业务,它允许以“双周”而不是以“月”为单位进行还款。这样,借贷人不仅能缩短还款期,而且还能少交利息,所以特别受“炒房户”欢迎。再比如,“循环贷”业务,它允许人们将商品住房抵押给银行而获得一定的贷款额度。这样,借贷人买越多的房产,就能获得越多的贷款额度,所以更受“炒房户”的追捧。在这些金融创新项目的帮助下,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在去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攀升。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月均涨幅高达13.5%,其中60%以上的借贷买房人的目的不是自住需求,而是投资需求。到去年年底,深圳银行房贷规模已达到700亿元。虽说目前还未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现象,但是,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不断提高利率,又会导致许多“炒房户”因交不起利息而违约。那时候,在没有次级贷款市场的深圳市,会不会重蹈美国式的次级贷款危机——银行不敢再做房地产贷款;也没有留下多少钱借贷给其它的产业;一切经济活动因为缺少现金而停滞了。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果断实施“房贷新政”,其目的就在于打压房地产投机需求,遏制房价上升势头,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然而,“新政”刚推行不久,各种反对的声音便开始出现,这些人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希望“房贷新政”再次成为“空调”,以便自己能在最后的房地产疯狂中再大捞一把。实际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才是每个中国人最大的福祉,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中国如何应对次贷危机恶化
爆发数月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正在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美国经济的减速。中国经济是否能“独善其身”?中国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应对这场危机?来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众多国内外官员、学者共同把脉次贷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次贷危机带给美国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深化。”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22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正在恶化,表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恶化、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失业增加、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消费者信心在下降、消费支出增长处于停滞、信贷紧缩,投资者的信心受挫等方面。
“我们正经历着美国,也是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言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现在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期待中国经济能独善其身是不现实的。”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不过,谢伏瞻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
“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它在分享全球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史蒂芬·罗奇说。
“这种影响可能会从贸易和资本两个方面产生。”中国的经济学家樊纲认为,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市场,美国经济下降,尤其是当消费出现下滑,对中国的出口显然会有一定影响;而资本面上将出现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以致近期流入中国的资本反而会增多的可能———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投资过快增长的风险。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把中国更加彻底地推置到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给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也给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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