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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交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与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着不轻的分量。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天津、河北等地，虽是平原地带，也有丰富的水流资源可供内河运输，而以人工运河以及内河构成的运输网络将京津冀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改变了京津冀之前水路不畅的境况。大运河在隋朝完工时，形成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的构造。而处于现今京津冀地区的则主要是永济渠一段。此段运河沟通了黄河与海河水系，它流经河南、河北、山东、天津还有北京。
忽必烈统一元朝后，对京城周围的运河进行了改造、扩展。主要是任命了郭守敬，其开凿了通惠河，沿路连通了元朝的大都城、通州等地。这条运河的终点，位于积水潭。从南方来的船只，都是经过之前的京杭运河的旧段——北运河，然后沿着海河支流——潮白河上溯至通惠河，之后会分成两路：一路沿着温榆河继续北上，转到东、西坝河转运。这个东、西坝河其实就是现今东三环北路西坝河的前身，它在元朝时期，可是大都城的重要水运管道；另一路则是通过通惠河直达积水潭。千年间，大运河在朝廷的不断扩展与整改下，水道也是不断改变。
在京津冀一带，并不仅仅只有大运河一条成规模的水系——海河水系流经这个地区，为此区域的内河航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运河与自然河流的结合使用奠定了基础。除了海河水系，还有一条贯穿河北省的水系，那就是滦河水系。在金朝的历史中有经过滦河水运粮食的航线记载：“自板城散河一带，泛舟滦河，输归金京，而以锛城为栖粮之所。”可见金朝迁都北京后，粮食的运输有一路来源于承德迁西一带，经由滦河水路，送往北京。元朝时期，南方进京的路线共有三条水路，其中一条就是由芦台经蚕沙口到滦河，直接上溯至上都。
虽然海河、滦河流域大多为自然河流，但是与人为建造的运河绝对是分不开的，它们很少独自形成一条水路，很多时候是相互结合地利用，这些自然河流与运河相互交错，就形成了古代位于京津冀一带的重要内河航运路线网。
保障内河航运的畅通，是封建王朝维护水运的重要工作。各个朝代对于内河航运都有自己的措施。
隋唐时期，为了分担永济渠的运输量，同时也是为了扩展永济渠这段运河的覆盖，政府下令开凿了许多分支运河。尤其是唐朝，对于永济渠此段更是进行了大量的开凿与疏通。除了开凿分支，由于运河开凿与当地的海河流域水系的连接，造成了当地原有水系的布局受到影响，唐朝时期，为了防止修建运河导致水流倾泻不畅带来的水患，又在永济渠的东面开挖了减河，增开了入海口；之后又开凿了号称“新河”的马颊河以及阳通河，用这些分支河渠减轻洪水对沧州、景州的压力。
宋代王安石任宰相的时候，也十分重视水路运输。他为了确保运河冬季正常航运，甚至还命令工匠建造了一种类似于现代的“破冰船”的工具船，这种船在船底部装有杵锤，就像船长了脚一样，这样的船建造了几千艘，用来破河面上的浮冰，可以保证即使是在冬季天气寒冷时，运河也能够保持通航。
明世宗嘉靖七年，朝廷命吴仲重新修整通惠河。此次主要是对运河闸坝的修整，减少了从通州至京城的闸坝数量，吴仲又将大运河北端的码头自张家湾迁至通州区城东石坝。这样一来，南方来的漕船只要到达这个新修起来的水坝，经过验收，就可以直接通过通惠河进入到京城了。这种漕运设施的系统化，使得通惠河上的水路运输量大大增加。
除了对运河疏通管理，对于自然河例如滦河，政府也是相当重视。明朝，为了维护滦河的运输能力，颖川侯傅友德和管粮郎中郑廉曾经分别上奏请求将滦河漕运引西。清朝光绪年间，已经有铁路运输了，滦河的地位也没有衰落，北宁的铁路修建到了滦州，为了迁就滦河的水运，就在滦州修建了火车站。
隋唐时期，经济中心南移，政权中心却在北方，大量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粮食、货品，所以漕运就成为了大运河的主要功能之一。而永济渠还是隋唐时期对北方用兵的主要人员、粮草的输送线。它的军事用途从一些渠道的名称就可见一斑，例如神龙年间开凿的平虏渠。
自从元朝扩修了大运河之后，通惠河的一端通州更是得到了不小的发展，“一京二卫三通州”，从中可见通州的历史地位。直到乾隆年间，还有山东、河南和徐州等地的商人，在大运河二月开河之后将粮食运送到通州。通州一地的兴起，不得不说是与其在水路上的位置息息相关的。
运河的漕运不仅仅为大都提供了江南的各种物资，还深刻地影响了大都的商业繁荣和市场的布局，在积水潭一带，就形成了大都著名的市场。明代宫城的改建使得通惠河的终点移至大通桥，先前的码头积水潭日久不用，就此衰败下去，而大通桥却成为了另一个繁华的贸易集散地。可见水路的改道深深地影响着一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另外，唐朝修建的“西渠”也有着“以通江、淮之货”的作用，可见在唐朝这个经济贸易发达的时期，经济贸易已经与水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了，对于水路的控制，也成为对于商业活动控制的手段之一。
由于滦河的水运畅通，使得滦河沿岸的众多地区都被作为历朝历代的政治中心。例如忽必烈就曾经将滦河上游北岸的开平府加号“上都”，并在沿河地区建造了行宫，此地可以说是元朝的第二个行政中心。清康熙年间，更是在位于滦河中游的河岸北部建造了著名的热河行宫，也就是避暑山庄。这些行宫处所的设立，不得不说是和滦河的交通顺畅有关。
明清之后，内河航运主要是漕运的作用更加突出，漕运总督一职就应运而生。自从明朝开始建立这个职位，直到清朝，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中央是在户部管理之下设漕运总督，地方各省又都设有粮道，甚至是连各州各县也设有专门管理内河漕运的机构。
政府为了使这些官吏们能够各得其用，充分管理好内河航运，也设置了一些宽严结合的奖罚条例。而为了使内河运输的畅通，管理内河整顿与疏浚，也专门设立了河道总督一职，在现今京津冀一带也设立了直隶河道总督，而这个河道总督主要管辖的就是海河水系的各条河流以及大运河的防治工作。
为了加大内河水运的安全性，政府对于内河水运的船只也进行了管理。
唐朝时期，刘晏就曾经向玄宗提出过统一内河运输船只的建议，尤其是运送粮食的漕运船只。刘晏在玄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各种船型，韦坚甚至建议将所收集的船型建成缩小比例的船模，以便于研究。安史之乱过后，刘晏又马上从朝廷得到准许，开始建设船厂，他一共创建了十个造船厂。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不加收赋税徭役，不收租庸的措施，使得造船工人的积极性大增。而这些新船的利用与船只的管理都使得唐朝的内河航运得到高水平的发展，刘晏的船队甚至创下唐代内河安全航运和运量的新纪录。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措施，古代的政府也通过给予船夫一些优惠来促进内河航运的繁荣。尤其是那些运输漕粮的船夫，他们运粮十分辛苦，但是得到的利益却是少之又少，为了安慰他们，朝廷会给他们一些小的优惠政策。例如在明清时候，朝廷就曾经允许这些船夫顺道捎带一些土特产，在运输的途中可以进行贩卖，来获取一些利润。这些货物之间的贸易，也促使了内河航运的更加繁华。
明初时，为了军事需要，运输军需粮草、士兵，一些远距离的都运用海运，但是海运却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延期，甚至在海上风暴过后，运输的船员大多也会溺死，造成极大的损失。永乐十三年，即1415年3月，政府下了非常明确的命令：“遂罢海运”、“海陆并罢”，之后的运输尤其是漕粮的运输就全部经由内河航运，不再运用海运，这项措施使得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大运河再一次走向了繁荣。
京津冀内河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历代帝皇所关注。不管是通过对运河的改道与梳理还是对自然河流的应用与整治，内河航运在国家的治理下，形成网络遍布华北，为京津冀一区的经济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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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7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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