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先生三赴江南造船厂

船舶新闻

华宣积   （作者为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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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步青先生曾三度到江南造船厂。他第一次到江南厂是接受批判的，第二次是接受劳动教育和进行调查的，第三次则是搞船体数学放样研究。苏先生第三次去时，我曾跟随他。为弄清苏先生到江南造船厂的整个过程，我拜访了多位同事和学生，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并得到了苏先生的儿子苏德洋教授的帮助，写成本文，为研究苏步青留下一点史料。

被安排到江南造船厂受“批判”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1968年10月31日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主席讲到：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5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当时要否定是不可能的，但毛泽东知道对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做法过头了。他们被接连不断的挂牌批斗和长年累月的强迫劳动搞得奄奄一息。他们还是有用的，要改变以往的做法。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并没有被雷厉风行地贯彻，甚至还有干扰。

苏步青先生随623班（复旦大学数学系1964级第3班）学生在上海郊区罗店参加秋收劳动时，一名报刊记者来找过他，然后慢慢地传出“毛主席保了他”的消息，但正式宣布这一消息是回学校以后。11月26日晚，复旦大学工宣队、军训团、校革会负责人分别到生物、数学、历史、中文等系向谈家桢、苏步青、周谷城、刘大杰4位当面传达毛泽东“给出路”的讲话。然后各系分别召开针对4人的批判会，要肃清他们的“流毒”（ 《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29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969年2月25日“复旦”校报的第一版，报道了当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名曰“批字当头给予出路”大会。按照“给出路”政策处理学术权威，宣布对苏步青、周谷城、谈家桢、刘大杰、周予同、谭其骧、蒋学模等7位要“批字当头，给予出路”。同一张校报上还发表数学系（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三结合政宣组文章《我们是怎样发挥苏步青反面教员作用的？》一文。文中写道：“我们对于苏步青本人是批字当头，同时还给以出路。给他安排了一天劳动，三天学习，一周还有两天，除了参加大会外，让他在理科教改方向调查组担任一定的工作，研究理科教改问题。在生活上，我们适当提高他的薪水，使他自己真正感到还有奔头，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文中还说到“把苏步青当作反面教员，通过苏步青上课来肃清流毒和影响。有一次苏步青一上台，我们就要他讲以前自鸣得意的‘十三点几何’，结果在黑板上他自己连13个点也找不全……”《谭其骧日记》（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第111-1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对当时的情况，有更详细的记述： “（1969年）2月22日下午，团部座谈会，二周（谷城、予同）、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蒋学模、谭，25日下午大礼堂召开批字当头给予出路大会，二周、苏、谈、刘、蒋及余七人坐批判席。张扣发团长讲话，宣布给出路。3月4日第二次批字当头给予出路大会下午举行，批苏步青‘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座谈会上也要遭到训斥，也要挨批，但毕竟是有座位的，不是低头弯腰挂牌，批判会上也坐在批判席上，这些都使苏先生感到了明显的变化。

这就是苏步青先生当时的处境。他还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是要被批判的，只是温和了一些，但也更难堪一些。射影微分几何的权威连起码的“十三点几何”的13个点都找不出，这不是吹牛吗？批判者是挖空心思要在公众面前出他的洋相。其实，真正的专业人士都知道，要他背出这13个点和13条线是在故意刁难他。苏先生只好“忍”了。从红卫兵开始就无理地停发他原有的工资，只给他每月70元生活费。现在还继续停发他的原有工资，发给他每月120元生活费，这就是所谓提高他的薪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先生第一次来到江南造船厂，是被批判的。江南造船厂设计所船体室船体放样组赵关洪师傅，于2002年6月30日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信里附着他写的一篇文章《“批判”中犹显学者风范》。文章是写苏步青先生在江南造船厂受批判的实况。现抄录如下：

“批判”中犹显学者风范

“文革”动乱年间，“批判”成风。一天上午九点余，传来“批判”苏步青的消息。时间在1969年底，地点是江南造船厂船体放样楼下的大门左角处，怀着想见见著名数学家的好奇心，我来到了“批判”场地。

“批判”尚未开始，却看见了苏教授蹲着身体，用拔钉器拆废旧木样板，他身材不高，挺有精神，是一位和善的长者。过了一会，一位放样师傅主持了“批判”会。苏教授被叫到临时挂着的黑板旁，围观者有四十余人，主要是放样工人以及几位复旦的老师与学生。

黑板上有两道题，一道是画着正圆锥与正圆柱相贯的投影图，要求作出相贯口线的投影。另一道是铅桶的投影图，并标有铅桶的高度及二个半径的数值，要求展开铅桶。

对于作相贯口线的问题，苏教授回答说：“我作不出，但我年轻时研究过，这个相贯口线为四次曲线。”主持人说：“作不出，就是作不出，不要装懂！”接着指指铅桶展开题，“这个，你做得来吗？”

苏教授思考了一下，正确地画出了铅桶的展开图，并标出展开图上的直线段长及二圆弧的围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苏教授把底圆放置在桶体展开图的底圆弧角上，使二展开零件浑为一体。主持人指着直线段与大圆弧的夹角问苏教授：“这个角几度？”答：“九十度。”再指着问该线段与小圆弧的夹角问：“这个角几度？”答：“也是九十度。”这时，主持人有些发怒地问：“你再看看，这二个角看上去就不同，怎么会都是九十度？”苏教授再次回答：“确实是九十度。”此时，人群中传来“是九十度”的声音，主持人也就停止了质问。

最后，按照文革“批判”的惯例，要苏教授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与“改造”。 “批判”也随之结束。

整个“批判”过程是温和的，不足一个小时，苏教授始终很坦然，只对“批判词语”之类，保持沉默，而对与数学相关的放样问题，并没有不屑一顾的姿态，而是有问必答，坚持正确的答案。苏教授的才华给工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还会谈起“铅桶展开”之事。在“批判”中，显出苏教授务实的学者风范。

赵师傅与我是在1972年9月认识的。我们到江南造船厂搞“船体数学放样”项目，在“船体数学放样”小组里经常碰到他。他不爱说话，当时经常眼睛痛。一段时间后他就不来了。时隔30年，他给我写信使我很感动，按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苏先生的忠实的“粉丝”，他的文章记录着一段很少有人知道的史实。

因为他的文章中写到有几位复旦的师生在场，我就设法找到他们，哪怕是找到一个人也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位教授，他当时在江南造船厂搞“教育改革”，当时他还是学生，由于“文革”的缘故推迟毕业的。看了赵师傅的文章，他说基本属实。如果需要补充一点的话，他说：“苏先生的基本功绝对是一流的，计算既快又准，是我们不能比拟的。”

苏先生到江南厂挨批，应该是学校或市里的安排。如果这次批判会是数学系安排的，不可能没有教师或学生发言批判，而且苏先生这时已不在数学系，在理科大批判组。据《复旦百年纪事》第301页记载，1969年上旬，根据姚文元指示，朱永嘉组织批判爱因斯坦，批判相对论、控制论。市委写作组在复旦成立理科大批判组。我从《卢鹤绂传》（蔡沐禅、刘忠坤著，第1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看到：“1969年夏天，上海市委在复旦大学组织理科大批判组，卢鹤绂与苏步青、谈家桢、王福山、全增嘏、周同庆、于同隐等多人被吸收进入。他们每日全天到校，主要任务是对西方学术权威论著进行调查研究和初步批判，倒也成果颇丰……”可见，1969年底苏先生在理科大批判组，这里面的人员除了复旦以外，还有其他学校的。苏先生到江南厂挨批是1969年底，这说明此事可能与市里有关。主持会议的是一位放样师傅，属于船体车间。我查阅江南厂的资料后得知当时车间的革委会头头是张国权。此人于1971年被派到复旦大学担任工宣队的团长，也成为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中共十大时还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是候补委员。这是不是巧合？

从批判会上主持人提的问题来看，与半年前在校内的批判是一致的——想出出苏先生的“洋相”。让主持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先生这次敢于正面回应，对答如流。旁边观看的工人多数是善良的。这使得主持人领着呼几句口号草草收场。

苏先生第一次下江南只有一天时间。他在理科大批判组翻译了许多资料，正式刊印出版的只有《马克思数学手稿》，其他如笛卡儿的几何学，牛顿的流数论，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柯西的导数与微分等数学史中名家名著片段都没有正式出版，现存在复旦大学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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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苏步青1972年5月-6月在江南造船厂劳动和调研时用的笔记本

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到船厂边劳动边调查研究

1972年5月，苏先生回到了数学系。在得知将回数学系的时候，苏先生写下三首七律诗，现将其中第三首《老马》抄录如下：

黑尾红鬃岁月侵， 神州异域几登临。

四蹄想象霜晨月， 双耳悠扬云外音。

伏枥未忘千里志， 识途犹抱百年心。

穆王逝矣瑶池远， 莫对秋风起暮吟。

翻一下《苏步青业余诗词钞》（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便可知从“文革”开始到1970年，苏先生没写过诗词。从1971年开始，他又有了诗兴，陆续写下不少诗句。回到数学系，他感慨万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当时数学系已经招收了一届计算数学专业的工农兵学员。按当时的说法，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不少教师又重新走上讲台，但许多教学上的事情还要与工农兵学员讨论商量后才能定下来。

苏先生在1972年5月25日给他儿子德洋的信（该信的原件今存浙江平阳苏步青励志教育馆）中，说他是11日回到数学系的。数学系党总支决定，让他下江南造船厂和数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劳动，向工人老师傅学习，做些调查工作，为将来设立数学专业做准备。他准备好重新振作起来，不忘初心完成原来的志向，把数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恢复起来。5月27日他随计算数学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到了江南造船厂，和他们住在一起，为时一个月。这是他第二次到江南厂。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的苏步青手稿中，有几本当时他用的本子，里面写着他调查的内容。

据数学学院顾凤南老师回忆，他们这个班与老师都住在江南厂北门外的技校宿舍里。苏先生睡在男生宿舍的一个双人床的下铺，一位姓王的同学睡在上铺。他们都在船体车间参加劳动，分成好几个小组。有的在钢板切割组，有的在放样组。苏先生在放样组。在放样组的师生，跟工人师傅一起，蹲在放样楼的地板上测量数据，画点，用木样条画线，再搬压铁把样条压住。除了劳动，他们还听工人师傅的介绍。他们都在厂里的食堂吃饭。早饭在厂门外的食堂，中饭在厂内食堂吃。苏先生曾记录过他听赵文祺师傅介绍船体数学放样的内容。

从放样师傅那里听到数学逼近论、插值问题等最熟悉的数学名词，苏先生感到惊奇和兴奋。在放样楼里的劳动，又让他切身体会到“人工船体放样”既是建造大船的瓶颈，又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船体数学放样的意义重大。他不顾劳累利用厂礼拜日（星期三），到数学系资料室翻阅国内外文献，做了许多笔记。

当时复旦大学数学系与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协作搞数学放样有好几年了，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碰到了更大的困难。原来参加协作的教师都离开了，只有两名学生坚守着。厂方希望复旦数学系能加派人员，特别希望苏先生去。苏先生有很大的兴趣，想为船体数学放样贡献自己的力量。1972年7月26日，校党委同意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但由于人为阻扰，一直没有得到批准，直至1977年9月，上海市委才正式批准他恢复组织生活），这给他增加了动力。对于派苏步青去江南造船厂这件事，有些“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但也有人已经认识到应该发挥这位著名数学家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罗文化。他是数学系毕业生，留校当教师，当时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后调计算机科学系，现已离休。苏先生这次下江南造船厂就是他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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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978年，苏步青在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与作者（左）交谈

逆境中三赴江南造船厂参与攻克难关

1972年9月，由忻元龙和我陪同，苏先生又一次来到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参加船体数学放样的研究工作。我们3人是数学系派出的第三批人员。

在船体车间数学放样小组，我们受到全体人员的真诚接待，他们是顾灵通、陆锡荣 、赵文祺、葛锦春等师傅和蒋峰飚、王俊荣、谢鸣章等3位大学毕业生，谢鸣章还是苏先生的同乡。他们都热情地称苏先生为“苏教授”。这极平常的称呼是被1966年开始的那场浩劫打入冷宫的。

9月份，我们每周去厂一次，主要是参观和熟悉环境。顾灵通等师傅陪我们上了放样楼。我们看到几位放样工正蹲在地板上用木样条画曲线，不时地跑来跑去，用眼睛观察这些曲线好不好。这些苏先生早已熟悉了，而忻元龙和我是第一次接触。在放样楼里，要把初步设计好的船体表面的三向剖线（横剖线、水线和纵剖线）画在地板上，进行光顺处理。造多大的船就要有多大的楼，要几个月才能把船体的三向剖线光顺好。这种人工的放样不仅少慢差费，而且工人耗费体力很大，苏先生感叹地说：“应该尽快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他心中早已有所考虑。

第二次，我们参观了计算机控制切割钢板的过程，将放样好的曲线数据输入计算机，它就控制切割机自动地把钢板切割成需要的形状。据我们回忆，这台控制用的计算机是由南京工学院制造的。

第三次，我们还参观了船体外板在自动切割成型之后的“火攻法”。一片凸曲面中间有个凹处，用火烧一下，再用水一浇，使凹处凸起来。10月14日，在数学放样小组的办公室里，由顾灵通师傅介绍原来使用的数学放样方法，包括本小组的及国内外的各种方法。尽管苏先生是第二次听到介绍，但听得十分仔细，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原来的数学放样方法已部分得到应用，但对于大船，特别是船艏或船尾较复杂的船型，就不能应付了，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寻求更好的数学放样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难关。

那时苏先生虽然被“解放”了，但生活仍处在逆境中，一级教授的工资被扣掉2/3，上世纪50年代专为他建造的61号小楼，底楼全部被分给了别人，原来客厅中的家具都堆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旁。日本友人——他的老朋友茅诚司先生要来拜访他，他只好婉言谢绝。可是，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苏先生感受到科技对生产的重要性，感受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决心把知识和才能献给国家的科研事业。从10月份起，我们和工人一样上班了。江南造船厂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71岁高龄的苏教授，数学放样小组为我们3人买好6元钱一张的公交月票，苏先生也过上了挤车上班的生活。

记得有一个雨天，我早晨5时15分到苏先生家。他已经起床准备出门，苏师母帮他找到高统套鞋和长柄黑布伞，送他从二楼下来。等先生走到门口时，苏师母弯腰鞠躬，双手沿膝而下，行起大礼，苏先生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这样！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快上去吧！”看到他们相敬相爱的动人情景，我不禁羡慕不已。

我们乘了3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公园，再转18路无轨电车到江南造船厂正门口。在门外厂的食堂吃过早餐，进门沿着一条与江边平行的道路由东向西走15分钟，才到数学放样小组的办公室。路的两旁堆满了钢板和钢筋，两旁排列着许多吊车，时时要小心它的悬臂钩起重物转动。路上又有许多钢铁垃圾和未拆除的铁轨，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卡车和自行车，对70多岁的长者来说，行路也是很困难的。每天从市区东北角到西南角，去时总有座位，返回时就没有座位，车内又极挤，也没有人为七旬老人让座。苏先生有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行年七十二，挂挤大洋城。乡仗非所愿，蜗居了我生？看花须走马，下海为捕鲸（指去江南造船厂）。东望迢迢日，空夸腰脚轻（日友茅诚司先生春节函邀我夫妇出游，被迫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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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997年9月10日，江南造船厂师傅到华东医院看望苏步青教授，照片由苏先生秘书王增藩摄，左起王俊荣、华宣积、苏步青、顾灵通、蒋峰飙


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最重要的是“心”一直悬着，不知道哪天又要受批判，不知道大学会如何办，不知道国家会如何发展。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周培源先生的文章《对综合性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对理科的内容、理工科的关系、理科的培养目标、理论联系实际等作了全面论述，最后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苏先生很高兴。他也曾参加过几次学校党委或工宣队团部召开的教育革命座谈会，也发表过一些类似的看法。但不久这些意见就遭到批判。据《复旦百年纪事》第309页记载，1972年10月，张春桥、姚文元利用复旦为“窗口”，借批判周培源文章，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他们在校机关、理科各系、理科大批判组连续召开了十余次座谈会，对周先生组织批判。这让苏先生感到愤慨与无奈。他清醒地看到极左的思潮不改变，基础理论不能发展，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帽子不拿掉， 永远没有好日子过，天天得提心吊胆。

大约在1973年初，全国的船体数学放样会议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当时没有政府的官员出席，却有两位著名的学部委员（院士）莅临大会，他们就是大连工学院的钱令希教授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钱先生在会上报告的题目是“数学放样的数值松弛法”，他形象地比喻为“纽扣太紧，把它松一下”。苏先生高兴地看到有几位学生也在搞船体数学放样。浙江大学董光昌、梁友栋先生与上海求新船厂协作，提出了“回弹法”；山东大学谢力同先生与上海沪东造船厂协作提出“离散点列光顺法”。苏先生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谈了船体数学放样的重要性及他的一些看法。会议结束时，两位学部委员、浙江大学的老同事紧紧地握手，一同走出浦江饭店，在黄浦江畔亲切交谈。当钱先生知道苏先生还要挤车子回家时，他就立刻决定先送苏先生回去。当时他有小车接送，我曾冒昧地问钱先生，各种待遇都已经恢复了吗？钱先生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指他与苏先生）都是在里面臭，到外面香的。”

苏先生在逆境中奋起攻关，全身心地投入到课题的研究之中。不久，他找到了突破口，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即应该从参数曲线和参数曲面着手，才能解决大挠度曲线（切线变化很大的曲线）、空间曲线和曲面的问题。一方面，他让忻元龙和顾师傅一起继续研究曲线光顺的方法，但要用参数曲线，让我和蒋峰飚开始研究曲面光顺方法；另一方面，苏先生集中精力去研究国外文献，从数学理论上提出指导意见。

苏先生深感当时我国造船技术落后，特别是应用计算机的水平肯定比不过世界先进的国家。他相信国外的杂志中肯定有可以借鉴的论文，面对声势浩大的批判“崇洋媚外”的浪潮，他埋头认真地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对那些强词夺理的批判从心里觉得好笑。他还不止一次讲到有人从他家里找到外国杂志，就说他里通外国，真是无知和愚昧！他利用厂休日回学校查阅资料，发现了最新的关于参数曲线和双三次曲面拟合的论文4篇，其中包括现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中流行的Ｂ样条的德布尔—考克斯算法。苏先生将它们全部翻译出来，以复旦大学数学系和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的名义编印出《样条拟合译文选》。该书在前言中明确地写着：“这些文章全部是由苏步青教授翻译的”，苏先生的这一工作，不仅直接指导了我们的工作，还在全国的数学放样工作中，起到了引导作用。在苏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用曲面和曲线相结合的方法，而不是仅用曲线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这一思想完成的算法程序（主要由忻元龙和顾灵通完成）成功地计算了几条不同类型的船，效果良好。辛勤耕耘，终于迎来硕果累累。

后来苏先生在《应用数学学报》和《复旦学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在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在苏先生的指导下，数学放样小组完成了线型光顺的课题，其中应用于船艏的一种光顺方法——平行圆面法的名字还是苏先生起的。苏先生在江南造船厂数学放样小组的消息不胫而走。那间搭建在放样楼旁的办公室，中午休息时常常是很热闹的。工人和技术员前来向他请教问题的不少，虽然那间办公室离其他厂房较远，门前还有未拆除的小火车的轨道，但人们乐意前来向苏先生请教外语和数学，还爱听他讲故事。这许多有趣的事，可惜大多数都未能记载下来。

1978年，复旦大学数学系“船体数学放样”等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苏先生在其中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而且是在逆境中作出的，不能不令人更加敬仰他。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