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船,就是一生

黄豆浆

太平轮史料照片

1949年2月1日《大公报》对太平轮事件所作的报道

太平轮失事后部分幸存者合影

2010年,两岸合祭太平轮活动中,生还者叶伦明(中)远眺白节山

吴宇森影片《太平轮》海报

12月2日,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太平轮·上》上映,他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为一场60多年前的悲剧铺开前奏。

　　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从上海开往基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它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一同沉入了大海。海水卷走了他们团圆的美梦,卷走了他们对太平生活的憧憬。第二天就是除夕,在太平轮将要抵达却永远不能抵达的彼岸,家人们正在等待他们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战乱中,哪有真正的太平世界呢?又有谁不是太平轮上的乘客呢?

　　变卖家产　只为求一张船票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廿九。

　　这一天,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像往常一样人头攒动,挤满了争先恐后要登船的旅客。下午四点,一艘名叫太平轮的客船就要起航了,它的目的地是台湾基隆。

　　拥挤的人群中,有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吴伯超,他要去台湾准备学院的搬迁事宜,同时与早已在台湾住下的妻女会合；有上海的议员陆淑影,她的女儿黄似兰先一步被送到了台湾,正等待着妈妈的到来；有举家南迁的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还有不知名的中央银行小职员,打算为妻小去台湾打前站。

　　太平轮,本是一艘货船,战争中供美军用来运送货物。上海的中联公司花7000美金把它租下来,从1948年7月开始,用作运送军民的客船,往返于上海与基隆之间。战时用船是易消耗品,所以太平轮的设计略显单薄,本也不打算长期使用。“坐在上面时前后左右都在摇晃。”曾经乘坐太平轮去台湾的孙十八回忆说。

　　可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船被当成了主力。在炮火连天的年月里,能有一艘船就不错了,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孙十八说,仅仅半年时间内,太平轮就在上海和基隆间奔波了三十五次。

　　1949年是个慌乱的年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从江北打到了江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转移,民众也大批向台湾“逃亡”,这是跨越大江大海的一次百万人的大迁徙。据记载,当时进出基隆港的轮船最多时一天达55艘。而太平轮,只是这次大迁徙中一艘略显单薄的普通轮船。

　　先后有上万人乘坐着太平轮到了台湾,开始新的生活。在人们的描述中,那里四季如春,物产丰饶,没有战乱和流亡,生活安逸得让人艳羡:“二两到四两银子就能顶二十个榻榻米的房子。”

　　因此,许多人变卖家产,求得一张船票,带着一家老小,登上南去的客轮。当时,太平轮已经一票难求,一张船票价格150万法币,在黑市被炒到了300万法币。电影里章子怡饰演的于真只能通过当**攒钱登船。

　　而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船票,吴伯超就是在码头上恰好碰到了船上的三副,才得以上船。那么多的人,在十六铺码头徘徊着、寻觅着,想着碰运气、托关系弄张船票,仿佛挤上这条名为太平的船,便可真正太平。

　　一切都乱哄哄的。1949年1月27日当天,一共只发售了508张票,但船舱里挤了1000多名旅客。还有各种物资:中央银行的银元和债券、政府机关的文件、报社的印刷机器、富商的玉器珠宝,甚至还有陈果夫的一辆别克汽车。

　  有人将太平轮比喻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其实,太平轮并非享乐的豪华游轮,里面货压货,人挤人,即使头等舱也潮湿简陋,“空气里尽是腐朽酸臭的气味”,更别提上面的乘客,几乎人人揣着一段背井离乡的离乱故事。

　　原定上午开船,但又被临时加塞了600吨钢材,直到下午四点,满载着千名旅客和各类物资的太平轮,才左摇右晃地驶出了黄浦江口,在暮色中开向未知的海面。

　　很快,船沉入海底　灯也灭了

　　死神的到来其实是有征兆的。在幸存者的供词中,这条轮船超载、超速、关了灯偷抄近道。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除夕夜,船员们喝得醉醺醺,二副和三副交班时甚至出现了空当。1月27日夜间11时45分,无人值守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的白节山海域,与迎面而来的建元轮相撞。

　　太平轮并未立刻下沉,甚至救起了建元轮的船员。船长拒绝了过路船的应援,船员也未做任何救援准备。船头掉转,船长打算在最近的海滩登陆。

　　可是上天并没有给他机会,在离岸边只剩3分钟的时候,灭顶之灾倏然而至。海水急速灌进船舱,一声爆炸,前舱整个沉没,十分钟后,整条船向左侧沉入海中。

　　幸存者形容当时的情景,是“哗的一声都倒了进去,人都倒到海里去”。李述文在《太平轮遇难脱险记初稿》里写道:“目睹一片人头,既各式木板,四足朝天方桌,行李卷等,随波浮动,人声嘈杂:‘妈呀’,‘救命’,‘阿弥陀佛’,‘耶稣救我’,一片惨叫声,此情此景,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周边的渔民听到海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灯都亮起来了,呼喊声回荡在海面上。但是很快,船全部沉入海底,灯也灭了。“海上一片漆黑,对面不见人,即开始最多之生死挣扎,”李述民写道,“风大浪高,十足骇人,沧海孤板,随浪浮沉。”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还活着的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沉浮。幸存者徐志浩落水后看到一只大木箱,上面已经坐着四五个人,他挣扎着游过去,快要到达时却被他们一脚重重踢到海水深处；有人拿出***,抢来救命的浮木；有人划着小艇,不顾同伴的请求,一个人远去了。

　　但也有让人落泪的温情,徐志浩看到,“一个母亲用手紧紧挽着她四个儿女,而四个孩子也紧紧地拥抱着他们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只是这五个人都没活下来。

　　而幸存者叶明伦自己上了木桶后,就开始寻找其他幸存者,有人伸出手来,他就尽量拉住他们的手,摸到那人的脚,尽力抓住,有人漂过来了,他就尽量摸摸是否有呼吸。他带着十几个人一起在海里漂浮。

　　因为判断失误而致沉船的船长,虽然活了下来,却选择了跳海自杀,因为“无脸见人”。

　　直到五六个小时之后,一艘从日本来的澳洲轮船才将幸存者救起。最后,1000多人,只生还36人。

　　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随后的救援工作也开展得一团糟。有人说渔民也救起了十来个人,但是并无确切数字,很多遇难者家属至今不知道亲人的去向。两个月后,甚至有乘客的浮尸漂流至日本,在长崎被渔民捞获。这名头等舱的死者叫袁家艺,是袁世凯的孙子。

　　“所有消息都是听说,当时局势太乱,太乱。”吴伯超的女儿吴漪曼说。家属们甚至自己雇船、雇飞机去失事海面搜寻,但大多一无所获。

　　永不团圆的　年夜饭

　　在除夕前一天的午夜,太平轮永远地沉寂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那时海峡彼岸的亲人们,犹在睡梦中做着合家团圆的美梦,在他们的期盼中,第二天将有一顿喜庆的年夜饭。他们不知道亲人已不在人世,第二天等到的,将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伤痛。

  　1949年1月28日,旧历年的大年三十。清晨,常子春一大早就来到基隆的码头,等船到岸。他是北京的玉器商人,永宝斋的老板,人称“翡翠巨子”。1947年,看到时局动荡不安,他去台湾开了永宝斋分号,事业稳定后,便打算将全家迁至台湾。年末,他托三弟照顾着妻小,带着全部财产乘太平轮来台。这一天,本是他们一家打算在台湾开始新生活的日子,为此,他还约了一些好友共进晚餐。可是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妻儿家小十一人与全部家产坠海的噩耗。

　　期盼,落空,从兴高采烈到伤心欲绝,大年三十的基隆码头,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主人公不同,但是情节却相似。在《太平轮1949》的作者张典婉搜集的旧事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我只记得当时我们好高兴、好高兴,好期待父亲要回家吃团圆饭。”吴漪曼说,出发前,吴伯超给她拍电报,说“要到台湾来了,与你们一起过年”。“因为知道父母亲要来,我欢天喜地等待着,盼望着一家人可以拥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黄似兰说。李昌钰跟兄弟们在家外用石头搭了公园,叫做“父来公园”,等着父亲来一起过年。

　　邮电局的一位职员铁马,为了大年夜准备了许多小菜,还布置好了屋子,雇好了仆人,准备到基隆去接太太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共度春节。十岁的张昭雄和哥哥、姐姐、妹妹,站在台北市太原路港口,兴奋地等待着。他们的妈妈挺着肚子,在厨房做菜,等着父亲一起回来吃饭。

　　吴宇森在电影里用三段爱情串起了故事,宋慧乔和黄晓明跳着浪漫的舞步谈情说爱,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沉重的历史背景下,爱情过于轻浮。但是有家才有国,战火频仍的时代,国家难圆,小家更难。

　　此次接船,成为许多人一生都不忍回顾的伤痛。齐邦媛在《巨流河》里写道:“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她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听到消息的时候,“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生还者的　另一种伤痛

　　“大灾之后,天下太平,这是古人的智慧,影片所处的时代虽然动荡,但未尝不是太平的开始。”吴宇森说。

　　狂风暴雨之后总有风平浪静的日子,可是那刻骨铭心的伤痛,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变淡。张典婉开始采访太平轮事件的幸存者,她想搞清楚当时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有人抗拒,有人愤怒,有人答应了采访又转身拒绝。这样一段悲惨往事,谁又能云淡风轻地回忆?

　　失去母亲的黄似兰,被张典婉称作“失落的公主”。母亲遇难后,她先是在台湾的姨妈家生活,过着苦命的日子,白日做家务,晚上要去照顾表妹,洗尿片,睡在客厅走廊,被姨丈打骂,在院子里罚跪。尿布洗不干净,甚至被姨妈塞进嘴里。后来,她回到了大陆,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可是因为母亲的身份,文革时她被打成反动派、叛国投敌的头号公敌,穿着裙子在地上匍匐。

　　“无穷无尽的苦难在等着我。”黄似兰曾如此诉说。

　　她还记得在登船去台湾的时候,妈妈亲了亲她的脸,叮嘱道:“天冷,裤子不要脱。”这是母女俩最后的告别,是妈妈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像这样来自长辈的温暖与关怀,在她以后的人生中,再也感受不到了。

　　这场海难,改变的不只黄似兰的人生。李昌钰说父亲的去世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父亲李浩民本是富商,遇难后家境中落,他连双新鞋子都买不起。《时与潮》的总编辑邓溪莲遇难后,他的后人变卖家中财物,妻子去工厂打工,全家才得以维持。

　　不只是遇难者家属的人生从此转变,乘太平轮平安来到台湾的人,感受的也是另一种伤痛。

　　太平轮本是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工具,它的沉没,像极了一种预兆。不久后,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逐渐中断。当年多少人以为去台湾只是暂离,最后却成了永别。

　　齐邦媛在1947年9月一人渡海去台,父亲给了她来回的双程票,但是她再也未能回来,“竟将埋骨台湾”。

　　渡海而来的大陆人,在台湾被称作外省人。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外省人。司马秀媛本是上海的富家小姐,也是乘坐太平轮去台湾的。到台湾后,她在乡下务农,却依然“穿旗袍、做吐司、泡红茶”。她跟张典婉说,自己以前出门逛百货店,都有司机提货,张典婉觉得很奇怪,很难将母亲的司机与她喂鸡的样子联系起来。

　　司马秀媛从此再未回过上海,她用过去的生活方式来纪念那段年轻的岁月。张典婉后来去上海,走进母亲曾呆过的学校中西女中,拍了照片。在台湾的司马秀媛看到照片后痛哭失声。张典婉问她想回去看看吗,她说:“不用了,怕难过。”

　  张典婉在书里写道,太平轮在秋日航行的时候,年轻人站在甲板上,唱着《夜上海》,目送着上海远去。

　　他们很多人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土。

　　“对不起,妈妈　是我没牵好弟妹的手”

　　在吴宇森拍电影之前,大多数人不知道太平轮。此前,除了《寻找太平轮》和《惊涛太平轮》两部纪录片之外,以太平轮为原型的影视文学作品寥寥无几。高忠泰写了一本名为《太平轮》的小说,白先勇在《谪仙记》里提及了太平轮事件,仅此而已。

　　因为战乱,太平轮沉没后,很快就被历史遗忘了,直到2005年,张典婉来到上海市档案馆,才启开了这段历史。档案馆里关于太平轮的资料,1949年后就再未开启过。

　　浙江海洋学院教授陈玲在2009年写过一篇论文,研究太平轮与两岸关系。她说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人研究过这段历史,“台湾研究者比较少碰触国共内战,太平轮只是大迁移中的小事情,不会引起足够关注。”

　　在大历史中是不足一提的小事,但在小历史中,太平轮却是几代人难以忘记的伤痕。

　　2010年5月25日,张典婉在舟山白节山海域组织了太平轮的海祭,两位幸存者王兆兰和叶明伦来了,遇难者的亲属也来了。

　　“我很想喊我妈妈。”黄似兰带着母亲生前最爱吃的巧克力与花生,在大海面前哭得像个孩子。幸存者王兆兰一上船就在低声哭泣,她边哭边念祭文:“对不起,妈妈,是我没有牵好弟弟妹妹的手,我没有照顾好他们。”

　　现在,张典婉还在台湾张罗着太平轮的事情,继续搜集遗散的旧事。今年3月,大陆也成立了一个“太平轮研究会”,不过,会员都是年轻人。

　　“太平轮研究会”的负责人余丹一说:“我们想召集政府机构、民间人士、专家等,一起做一些事情。”台湾遇难者家属希望在事件发生地建立纪念碑,大陆家属也希望有方便纪念的地方,所以纪念会也在推动纪念碑的相关进程。

　　“三四月份的时候,舟山市政府曾经肯定了建立纪念碑的提案,但是推进过程却遇到了一些阻力。直到11月份后,事发地嵊泗县的副县长开始觉得政府应该承担职责,据说12月份会考察具体选址。”余丹一说,“在事发地建立纪念碑,名正言顺。”

　　热心人士里还有当地退休公务员竺才根,他是个收藏爱好者,2009年接触到太平轮事件后就开始收集当年的遗物。他在微信上展示了一些照片,据说有太平轮上的债券,还有一面只剩四个板子的木箱,说是从打捞人员那里高价买来的。

　　竺才根说这些东西主要是自己收藏用,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捐给太平轮纪念馆。当被问到是否想把这些东西归还原主时,他说:“怎么找呀,那么多年了,谁来找啊,谁能找到啊!”

　　竺才根在探访中遇到过一个老渔民,给他讲了一段当年的片段。那时有遗物冲上岸来,人们在一个木箱子里翻到了一张全家福。大家觉得新鲜好奇,在岸边抢来抢去争着要看,结果这张照片一不小心就被风吹走了,吹落在茫茫大海中,再也找不到了。

　　多少个花好月圆的家庭,就像这张全家福,在乱世中烟消云散了。

　　浮云散,明月照人还,团圆美满今朝醉。希望那一个时代未能圆满的太平岁月,在这个时代里长存。

　　历史揭秘　太平轮　并非“黄金船”

　  太平轮海难之后,坊间一直有传言,称国民党利用太平轮秘密押运黄金,而其遇难也与船内黄金过重有关。那么,太平轮到底是不是“黄金船”呢?

　　当时太平轮沉没后,海面上散落着许多行李物品,周边的渔民前去打捞,曾捞出大量珠宝首饰,因此有人推测太平轮上珍宝无数。

　　同年二月三日,上海《大公报》发文称,中央银行六位行员押货到台湾；同月十七日,该报再度重提,船上有银元、金条,导致船身失去平衡。

　　就这样,有关太平轮暗藏千吨黄金的传言流传开来。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渔民在太平轮失事海域打捞出珠宝一事,并不足为奇,毕竟当时上船的都是达官显贵,大多携带各种金银细软,北京最大玉器行“永宝斋”主人常子春的家产都在上面,失事后难免会有许多珍宝浮上海面。

　　长久以来,坊间也流传着太平轮是条运载国库黄金去台湾的“黄金船”,船上运载着近千吨黄金。

　　1949年1月,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黄金运往厦门和台湾,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国民党将黄金外汇运出上海的消息。当时,开往台湾的飞机、船只成了运走黄金的可疑对象,太平轮自然不能幸免。

　　据《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书中陈述:作者父亲吴嵩庆将军,在一月十日后,得到蒋介石的手谕,把国库中的金银元、美钞移作军费,向台湾、厦门输送,黄金全是用军机运送,只有银元用军舰运送。作者因此推论:“沉在太平轮的,估计只有银元、银砖,而没有黄金。”

　　对太平轮很有研究的浙江海洋学院教授陈玲说,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而言,太平轮并未运送黄金,“不过银元是有的。”

　　根据现有资料,相关历史学家在研究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托运清册时,并没有发现运送黄金的资料。据悉,目前太平轮上唯一出现黄金的档案,是台湾电力公司人员从上海打回台湾太平轮船难的电报:闻该轮内装中央银行金条200箱。

　　然而即便这200箱金条确实存在,也只有十来吨重,远不是传言中的千吨黄金。

　　在国民党央行档案的明细清单里,太平轮上包括外国债券、政府公债、银行股票等等这些外汇的总价值,现值就高达五千亿新台币,是当时库存黄金的1.5倍,有人猜测这就是太平轮被谣传有上千吨黄金的主要原因。

　　事发地嵊泗县人竺才根说,对于太平轮,政府并未组织大规模的打捞。但是有一些非法打捞人员使用抓斗,进行破坏性打捞。“毁坏船身,然后用抓斗抓起来,主要是捞废铁。”在私人打捞中,也并没有黄金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