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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次遭遇大学毕业生失业潮。
当时的中国进入非常时期，本国政局动荡，又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际，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民族经济受到冲击，社会吸收大学毕业生的能力大幅降低。1933~193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为15200余人，其中2000余人待业。
75年后的今天，这个失业数字扩大了数千倍。
数据显示，近两年沉积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随着2009年全国611万人从高校毕业，待就业高校毕业生将临时超过1000万（林细莲《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分析及应对措施》）。
——这个数字约等同于中国高校扩招之初、1999年全社会所有拥有大学毕业文凭者的总和。那时，全国各类高校待就业毕业生还不到30万。而目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显示，中国高校毕业生待业率已达到15％左右，远高于社会平均失业率。
造成这一现状，最直观的原因便是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
根据2009年11月9日教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全国普通高校由1998年的1022所增加到2008年的2263所，增长比例超过120%。其中，地方高校由1998年的759所增加到2008年的215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数目则锐减——这是高校大量合并所致。地方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由1998年的225.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850.5万人，增幅达8倍之巨。
从招生人数变化的曲线看，1998年之前，全国高校每年招生数目基本上呈缓慢增加趋势（刚刚恢复高考之后的几年，无论是报考人数还是录取人数，有几年数字是逐年递减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十年文革导致大量等待高考的知青、同时当时的大学处于“清空”状态，允许知青们在最初几年被“释放掉”）。1998年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达到160万。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9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629万人，几乎达到1998年招生人数的6倍。
大学扩招，全国从最初5%的毛入学率一跃到目前的27%，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短短10年中，“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国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目标。而这一变化，西方国家一般要用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十年大跃进，带来的好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以前多多了；带来的问题，则不仅仅是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更有教育资源分配更加不平衡、高校的腐败滋生等等。
据悉，教育部门已经在做2009到2020年的规划，本刊期望本组文章能对未来高教带来借鉴和参考意义。
武大诸多问题或许正是自2000年合并组建以来才开始酝酿，只是种种潜藏的问题直到2009年才悉数爆发出来而已
武大落寞
《科学新闻》(中科院主管)记者 孙滔（发自武汉）
武大人一直喜欢将自己校门上的6个大字自左向右倒着念出来：“学大汉，武立国”，在朗读声中，武大人会感到一股大气和威武。今年60年国庆庆典上，湖北“凤舞九天”彩车电子屏上还有几秒钟显示了这个校门牌坊，这让很多武大人念念不忘。
但武大人的心情在2009年是注定沉静不下来了。
不光是在媒体曝光的一系列负面新闻让武大人颜面无光，武大人感受到的是更多的失落。教育部在今年11月悄然启动“珠峰计划”，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据悉，有11所名校列入该计划，但武大未被列入。“基础学科堪忧”的想法一度在武大人的心头萦绕。
珞狮北路高架桥工程残局还矗立在武大门口，该工程的些微动静都使得武大人担惊：在这场对外较量中，武大完败是迟早的事。
还让武大人揪心的是，有传言说哲学系著名教授邓晓芒要离开武大到华中科大去。
就在武大今年的116周年校庆前后，生命科学学院西面的广场上新树立了一方大石头，上面刻着顾海良手书“止于至善”4个大字。有武大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地方放个大石头风水好，可以把武大的晦气震一震啊？?更有武大人传言：“这么一块破石头花了40万，运费5万……?”
沉沦，这个字眼总会不时出现在武大人的心头。至少在一部分武大人看来，他们的这种沉沦，是从武汉大学十年前的合并、膨胀开始的。
合并
武汉大学的四校合并与“985工程”有关。
1998年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教育部领导提出了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主旨的“985工程”。最初只有北大和清华确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且两校分别获得教育部18亿的拨款额度。之后在1999年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浙江大学、哈工大和中国科技大学也先后进入“985工程”，并获得9亿~14亿元不等的各级经费支持。
这个时期一些重点高校按捺不住了。在湖北省，当时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显然是“985工程”可能的入选者。据多方考证，湖北省有意促使两校合并，以便有更充足理由入选“985工程”。
武大和华工有着血缘关系，武大的校史中写道：1953年，工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成立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但双方最终由于各种利益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尔后，武大联合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同时试图邀请同济医科大学加盟，但医学实力强劲的同济医科大学因为不愿武大人来掌控（原同济医科大学是原武大医学部和同济医学院合并的，在2000年之际，原同济医科大学是由同济分支掌权，他们不愿意看到武大分支掌权。武大前校长刘经南语），所以同济医科大学投奔了华中理工，成为了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任心廉、侯杰昌分别任校党委书记和校长。
原华中理工大学、原同济医科大学、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和科技部干部管理学院也于是年合并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
两校均于2001年2月份同时进入“985工程”。不过两校得到拨款并不同。武汉大学得到教育部拨款4亿元，同时加上湖北省拨款4亿元共计8亿元，而华中科技大学得到教育部3亿元、湖北省3亿元共计6亿元拨款。
合并后的武汉大学囊括了文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教育学等11大门类，当年武大有3500余名专任教师，在校学生4万余人，其中研究生6000余人。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在今年3月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武大学科更综合，武大的文化理念是比较放得开的，这可能对同济更有利，“他们（原同济医科大学）后来也有点后悔”。
揽才
武大确实为了四校融合付出了不少努力。这从出身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于2003年出任武大校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在2003年7月22日刘经南接任校长的大会上表示，社会各界对武大寄予厚望，武大要谋划发展。张保庆特别提到武大要加强团结。刘经南也表示，将以提高武大的综合实力为目标，把武大办成中西部最好的大学。
就在同一天，教育部同时决定：陈昭方教授任武大常务副校长。
刘经南在接受《科学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心中有一所理想的大学”。他说，老师应该在稳定和谐的环境下进行教学和科研，不需要为吃喝拉撒等杂事俗事发愁。
刘经南特别提到行政系统庞杂的问题，他说2006年武大行政机构精简了20%。不过他说这是个“螺旋式精简”的过程，即：精简后又膨胀，膨胀后再精简。
2004年12月，武汉大学以百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国际软件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据称有海内外30多名优秀学者前来应征。这在当时是高等教育界的一条重大新闻。
这次招聘中，武大校友周怀北出任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舒红兵也上任了武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但这项大手笔招聘秀并没有延续下去。刘经南表示，2004年和2005年新进人才较多，并且很大一部分是校外的。但是“一个程序玩熟了，就会发现仍有漏洞”。刘经南提及，2007年和2008年的招聘，很多院系就不去努力向全球公开招聘过程，又只聘用本单位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武大隆重请来张在元接任城市设计学院院长，这一举动是与武大合并和扩招环环相扣的。
武大的城市设计学院（原城市建设学院）是由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业于2000年12月合并组成。2003年，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专业又先后并入。这时城市设计学院的建筑专业还没有通过国家专业评估，武大城市设计学院委书记张龙根曾对媒体解释说，“张在元有个外号叫得奖专业户，学校聘他就是看中他在国际上的一些影响，他的视野也相当开阔。”
时任武大校长的刘经南三请张在元，甚至通过前校长刘道玉来说服张在元回到武大。2005年，张在元作为引进人才回武大出任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至于2009年发生沸沸扬扬的张在元“解聘门”事件，则是后话。
博士学费问题
今天的武汉大学有普通本科生32010人，硕士研究生11659人，博士研究生6904人，而2000年四校合并之初在校学生4万余人，其中研究生仅6000余人。对于这些数字的解读，武大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吴红波告诉《科学新闻》，武大的本科生并没有扩招太多，甚至还有一些院系还有规模压缩。
但吴红波没有提及武大的研究生规模成倍的增长。对研究生规模扩招甚大这一现象，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旭告诉记者，这个变化正是体现了中国研究型大学评价中“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的指标要求。
但这一比例的变化带来了问题。2009年开始，中央部委所属院校所有研究生都将缴纳学费，然后争取奖学金。据教育部称，这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一项内容。
现在，博士生的学费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
武大的博士生除了极少数能够幸运拿到一等奖学金（既免除学费，还会有生活费）外，大部分都要缴纳8000~16000元的高额学费。他们质疑的是：博士生的课程普遍在第一学年就可以修完，这么高的学费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看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博士生的优厚待遇，这些博士生不禁顾影自怜：可怜的博士一边要做学问，一边要想法挣口粮，哪有几个可以安安心心做学问的。
大多数在读博士生面临感情或家庭的压力、论文与毕业的压力以及就业的压力，不止一位武大人呼吁要求武大为所有脱产博士提供全额奖学金，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于博士生来说“只能是刺激而不是激励”。
这样的博士生学费制度直接影响了哲学系邓晓芒教授的招生。他告诉《科学新闻》，自从改革学费制度以来，他有两年没有招生。“这样的做法没道理，我的科研经费本来就不多。”邓晓芒说。
有人专门为此算过一笔账：如果给每位脱产博士全奖，那多支出的费用大概为每年40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对于一所重点大学不应是巨大负担。有人质疑当年的天价招聘院长一事：花鉅资在外面招人，不如拿1/3的钱培养自己的骨干教师，“说到底有点好大喜功”。
几位博士生告诉记者，其所在院系领导曾讨论过博士生的学费问题，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因为“教代会未能解决问题，教授委员会也流于形式”。
加法导致没落？
2005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以“从‘貌合神离’到‘政通人和’”来描述武大合并的成功之路，该文章还引用了两院院士李德仁在四校合并当日的预言：“强强合并，优势互补，学科交叉，1＋1＋1＋1>4！”同时，众多媒体发表文章称颂武大四校合并之后的辉煌成就。这个时候，还有武大校友在自得的同时不忘嘲弄一下华中科技大学合并同济医科大学不够成功。
但在各项光鲜的媒体颂词背后，武大校友却有着另外的解读。4年后的2009年，武大潜在的种种问题终于集中爆发出来。
校园枪击案、校领导贪腐案、解聘病重卧榻教授张在元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武大处于媒体和社会关注的风口浪尖。再加上之前一些名师出走武大、教授抄袭论文案等事件，“武大没落”论开始弥漫在整个校园。
在这一危机关口，刘经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个别人的错误不能等同于学校方向上的错误，应该说，武大一直并且应该继续坚定地在原来的道路上前进，不存在什么“交叉路口”；武大现任校长顾海良在11月30日举行的武汉大学116周年校庆上表示，虽然“学校遇到了某些媒体造成的舆论上的麻烦，一时形成了不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但“武汉大学合校近十年来，实现了实质性融合，做到了优势互补，学科特色得到切实增强，综合实力得到大幅提升，为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种种迹象表明，武大的诸多困惑正是自2000年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以来才开始酝酿的。顾海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被媒体树为“高校腐败典型”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兴建校外学生公寓时出现经济问题的。在贪腐案中落马的龙小乐原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陈昭方则是从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升到常务副校长，在庞大的武大行政系统中，两人的行政历史与武大并校之路并行而来。
与此同时，合并后庞大的武汉大学在一些校友眼中完全成了一个江湖。
失常
“100万年薪招聘，完全是玩游戏；自己人都留不住（还到处挖人）。”1979级入学的武大校友、现武汉市作协副主席田天对记者抱怨武汉大学。
田天是从生物系转到中文系的。他提到，一位生物系同学去援藏5年、吃尽苦头回到武大任教授的时候月薪5千元，而同样是生物系同学，留美后被武大月薪5万元聘回。“他教课没我好，带研究生没我多，干活没我多，但是拿钱是我的十倍，”田天动情地转述了同学的失落情绪。
对于赵林等知名教授出走的消息，在今年3月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刘经南也承认，武大确实要注意人才流失的问题。当年刘经南为了挽留哲学院的赵林教授，“和他谈了五次，他都很感动，最终他还是留在武大任教”。
刘经南在武大上任伊始即在酝酿“教授委员会”制度以推行他的教授治学理念。虽然刘经南称“改革的阻力，应该还是比较弱的”，但根据多方媒体报导以及记者了解的武大学子所言，这里官僚主义盛行，“教授治学”仅剩下了形式。
2008年10月18日，武大文学院举行80周年庆典，常务副校长陈昭方致辞。但有中文系校友指出来，这次盛典，那么多官员、商人被邀请参加，但没有邀请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
方方说，很庆幸自己求学是在刘道玉时代的武大中文系，而不是现在这个充满市侩气、俗不可耐的文学院。“对于武大，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武大已经烂掉了呀。”
武大学子们则在BBS“珞珈山水”上面纷纷以“武大的落寞令人揪心”“武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拿什么拯救你，满目疮痍的武大？”等来表达失落情绪。
顾海良若干年前任武大党委书记时期所提出的“三大”（大师、大楼、大爱）和“五学”（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理念，似乎离武汉大学越来越远了。
“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际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高教改革必须去行政化
王玲
十年前，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在本来意义上，这有助于高教向更多的社会群体开放。但结果并非如此。教育资源正加速向富人集中、高教不欢迎穷人在过去的十年中表现得愈发明显——前几天，上海海事大学的贫困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教育体制的不公平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高等教育沦为拉动GDP增长的产业
在西方，大学公认的职责有二：人才的培养；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中国的教育改革初衷是好的，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走向了反面：教育要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产业。这实际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原本属于社会政策的教育体制划到经济政策中去了。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在中国被混为一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是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的，和经济政策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在经济政策的范畴内去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中国独树一帜。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引领下，高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本身）的盈利机构，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大规模高校合并、扩招让大学能够多收学费，而连年的学费上涨更是普遍趋势；大学城和大规模的基建让高校负债累累，而政府又通过各种办法把债务重新转嫁给社会；大规模的专科甚至高职升至本科，让一些能够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摇身变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本科学校。
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学生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像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1981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大概一半的学生来自农村，现在，农村的学生数量下降到了令人心寒的17.7%。不要忘记的是，农村人口还是中国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甚至让国外的高等院校嗅出了商机。打个比方，英国的大学在本土和欧盟的学费是3000英镑左右，而针对中国的学生可以收10000多英镑的学费，用高学费来赚钱的事情在英国本土是不会做的，而他们却很好地学会了中国的“教育产业化”理念。
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将教育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这很重要。中国的高教一方面拼命搞产业化，但另一方面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一大瓶颈。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同时企业找不到高技能工人。处于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因为不重视一些基础技术、工艺的开发，导致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泛政治化的高教体制
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十分突出，但凡从海外引进“杰出人才”立即假以官职，结果往往是纷繁冗杂的行政事务将其专业治学的精神扼杀。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际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评价体系也是官僚化的“政绩评价”，高等教育体制变成了官僚体制的附属品。不懂教育或者教育理念被官僚化的管理者在评价高等教育时，首要的指标就是所谓的学术成果。SCI，在一些人看来SCI真的就是“Stupid Chinese Idea”。这在美国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专家罗珊（Stanley Rosen）教授曾经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中国社科类研究的核心期刊问题，直言会导致“学术腐败”。
中国高等教育的践行者要么被官僚化，要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实际上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大佬俨然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瓜分着国家的科研基金投入，而产出就是重复、扩张性、低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这种体制下，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以“政绩观”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人们变得急功近利很容易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一样遵循“精英淘汰”制，很难吸引到真正的人才。
让教育家来进行教育改革
我一直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因为我自己曾经是在中国受到高等教育，更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到目前为止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的话，只有“失败”。
中国的高等教育到现在还能苟延残喘，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普通老百姓的“美好幻想”：在几十年前，人们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身的地位，但现在看来，人在社会的地位变化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年轻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在我看来，当这个国家不给大多数年轻人以希望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未来堪忧。
但如果仅仅是盯着教育体制本身去改还是毫无希望，我之前讲过，高等教育体制在中国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教育体制改革的失败只是中国现行泛行政化政治体制的折射而已。
中国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非常重要，真正让教育家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家并不是指单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是忠诚于高等教育理念的人。这样讲并不是排挤政治家，恰恰相反，教育的改革需要好的政治家来支持。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应该让民办学校、注重技术的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事实上，像美国这样发展到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小区大学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真正好的高等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孤立于整个社会体制进行改革，很难相信南方科技大学能够成功。能不能够摆脱中国的整个社会体制存在？搞不好，又是一种政绩工程。人们对这种尝试抱的希望不要太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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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3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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