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VS.员工人性

一部手机导致了一位毕业刚一年的大学生之死。为什么？是生命太脆弱，还是机器太残酷？当追溯完这场悲剧的两位主角——富士康公司和孙丹勇的发展历程后，你会得到自己的答案
手机引发的血案
7月15日下午6点，李荣粉很想给小儿子孙丹勇打个电话，半年来，她还没能和他说上一句话。一个月前，孙丹勇刚给读高一的妹妹寄了一千多元学费，李荣粉想告诉儿子别太委屈了自己，要多顾着自己。
丈夫孙阳东说：“没什么事就不要打了。”他没有想到，他这是在放弃听到儿子最后声音的机会——孙丹勇在7月16日凌晨3点33分跳楼自杀身亡。
就在李荣粉想着儿子的时候，富士康公司的三名保安正监视着孙丹勇，来到深圳市观澜镇兆利花园的孙丹勇住处，搜查一款型号为N90的苹果样机。
9个小时后，孙丹勇从兆利花园的A3栋12层跳了下去，那一刻，孙丹勇穿着白色T恤、牛仔裤和球鞋。
7月13日，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发现苹果样机丢失并汇报给孙丹勇所在事业群的环安课。7月15日上午，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环安课（台式称谓，相当于保卫科）开始正式调查，孙丹勇作为样机的经手人，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不料，在接受环安课两次质询之后，孙丹勇竟然以自杀表示对调查的不满。
7月22日下午，孙的父亲、叔叔和哥哥取走了孙的遗物。遗物并不多，孙家只带回了两个箱子的物品。大部分是书，其中有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还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台海尔笔记本电脑。电脑是两个月前哥哥孙丹雄寄的3000元买的，不久前，孙丹勇坚持把钱还给了哥哥。当天晚上，他们带着孙的骨灰和富士康的一纸协议（给予孙丹勇父母抚恤款36万元）返回了云南老家。
两个世界，各自出发
孙丹勇的老家位于云南省宣威市龙潭乡一个偏远小山村，离昆明6个小时车程。1985年9月的一天，孙丹勇在这里出生，5年前，他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当地人的骄傲。
同样在1985年，一位祖籍山西的台湾年轻人郭台铭创立了富士康品牌，日后一路飞黄腾达，成为台湾首富。
孙丹勇出生的第二年，郭台铭到深圳龙华考察。当时，那里是一片荒野，野草长得比人还高。郭台铭站在一个高处对当地的政府官员指点江山：“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从此，龙华成为富士康全球运作的大本营。
初中毕业时，孙丹勇的成绩非常好，但由于错过了体检时间，没赶上普通高中的招生，当时孙的叔叔问孙丹勇是否需要他帮忙花钱找个好高中念书，孙丹勇说，“自己是块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选择前往宣威市民族中学读高中。
如今在孙丹勇家里，还留有一张孙丹勇1996年前后和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孙丹勇穿着破旧的解放鞋，圆圆大大的脑袋显得很精神，眼神流露出乐观和自信。
孙在高中时曾是班长，但在班里从不得罪同学，有时同学逃课，也不向老师汇报。他天性并不敏感，但有其偏激的一面。读高中时，他曾被一位同学诬陷并殴打，多年后，这段往事被孙丹勇在自己最后的聊天记录里称为和手机事件并列的两大受辱事件。
在孙丹雄看来，弟弟从小就不孤僻，会讲笑话，很活泼，不过只在朋友和熟人面前是这样，在陌生人面前话很少。但不至于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自杀。“我没有女朋友，他有，我不算孤僻，能说他孤僻吗？”孙丹雄说，弟弟在家里坐不住，很小的时候就想要一辆自行车，喜欢骑车带着哥哥去兜风，一兜就是十几公里。
实际上，一家人对孙丹勇的理解，仅停留在高中之前。之前孙确实是一个天之骄子，但到大学后，性格有了变化。
寒窗苦读
2004年，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富士康的年会都举办得格外隆重，几十辆宝马、奔驰被作为抽奖节目的压轴戏，另外，还有上百万元的现金大奖。
这一年的夏天，和郭台铭同样意气风发的孙丹勇，独自一人买了张站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
之后的5年时间里，孙丹勇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有一年的春节，一次是毕业后回来看爷爷。自从2002年孙丹勇和父母哥哥妹妹搬到宣威最大的镇子板桥镇讨生活后，爷爷就一直住宣威龙潭乡的农村老家。2009年春节是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孙丹勇本来打算回家过年，但加班到大年三十，未能成行。
在不回家的日子里，孙丹勇在寒假都会到哈尔滨的大街上扫雪赚钱。暑假则做些家教。
刚来到哈工大的时候，孙丹勇甚至连办饭卡的200元也没有，但仍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军训结束后，别人都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时尚衣装，而孙丹勇总是身着军训时发的迷彩服，总是穿着军训时的破胶鞋，但脸上却常挂着腼腆的笑容。
孙丹勇最先在大学被老师和同学知道，是由于他的贫困生身份。孙丹勇冬天从来都不穿棉衣、棉鞋，就是一身单衣、一双单鞋过冬，即使给他发了补助，让他去买，也不见他身上的衣服能暖和多少，每每问起，他都说不冷。由于舍不得花钱买棉服，孙丹勇还被辅导员训话，最后他的生活补助让班长代管。
在老师们的记忆里，孙丹勇在食堂吃饭从来只买半份菜，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非常勤奋努力，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碰过他人的一针一线，他的人品颇让同学尊重。
与高中时候曾担任过班长不同，孙丹勇在大学并不是学生干部，但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年级和班级任何需要他参加的活动。来到哈尔滨之后，同学们都是多才多艺，自己高中时学习上的优势体现不出来，甚至在班级都变成了中等，在大学时候才开始接触互联网。
面对落差，原本就只在熟人面前爱说话的孙丹勇，逐渐地沉默起来。
与孙丹勇进入大学后的落差不同，富士康在企业经营上直到2006年都没有遇到自己的天花板，从1996－2006年，富士康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50％，规模越大，增长越快。
2006年是富士康如日中天的顶峰。这年，《第一财经日报》因为报道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披露了富士康公司剥削员工内幕，富士康向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迫于舆论压力撤回起诉。
到了大四，老师们担心孙丹勇找工作会有困难，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找工作很顺利。孙丹勇一开始是很想回云南的，但云南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正好富士康每年都在哈工大招聘很多员工。
当时，孙丹勇笑得很灿烂，他对父母说，“以后你们两个不用辛苦了，该享享福了。”但他不知道，富士康的这一纸聘书，开启了他生命倒计时的时钟。
虎狐文化
曾经有一本书叫《虎与狐》，揭秘了富士康的经营之道：老虎般的凶狠，狐狸一样的狡诈。《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进一步总结：富士康以人海战术24小时轮班、大量生产，从接单到交货一气呵成，让客户抢得先机。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短，能否攻占市场供货稳定的商品，取决于代工厂的交货速度。
这种“虎狐”文化，让富士康打败了日本企业，并在2004年超越了美国的伟创力和美商旭电公司，成为全球代工大王。
但到了2008年夏天，就在孙丹勇开始忙着找工作的时候，穷孩子出身的郭台铭取消了2008年愚人节上喊出的退休计划，重新出山，到处拜会IT企业高层争取订单，和比亚迪以及台湾多家企业争夺苹果这样的大客户。
这一年，汹涌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代工行业，富士康开始裁员，并出现了订单量下滑的情况，代工大王地位不保。
2008年7月25日，孙丹勇进入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工作，他所在的部门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od和iPhone两大类产品，是富士康内部最为重视的产品部门，员工压力非常大，经常加班。
孙丹勇以新干班成员（新世纪储备干部培训班）的身份进入富士康，并有了自己第一个职业级别“师二”。这是富士康内部职称体系的称呼，一般新干班的员工进入富士康，都是师二的职称。
跟与富士康对门的华为公司不一样，富士康招聘的人大多数是中专生，孙丹勇这类人是华为的传统招聘对象。跟很多毕业生进入华为都有自己的办公桌并在空调房上班不同，孙丹勇必须先做3－6个月不等的一线产业工人，即先学会变成富士康这部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新干班员工实习期的待遇是2000－2200元，转正后，如果多加班，能拿到3500元左右。在富士康，以前加班是没有限制的，很多人靠加班赚钱。孙丹勇正好赶上富士康出于经济危机考虑，进行加班管控。手段是：一、不批准你加班，但你工作没做完，只能被迫义务加班；二是批准你加班，但是对加班时间控制，实际上还是要免费加班几个小时；三是批准加班，但不给钱，只许诺进行调休。
而且等级制度森严，新干班成员在下生产线实习时，会像作业员一样地被主管“检阅”，特别安管人员下班时候的安检举动，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难以接受。只要报警器有响声就不能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子走了两次都响，查出最后原因是女生的胸衣带上有金属纽扣。
富士康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记过、警告、除名和严惩等扎眼的名词在食堂和洗手间都能见到。甚至连吃饭不吃干净都要被惩罚，放盘子的地方有稽查看是否吃完了。
今年年初，孙丹勇曾跟哥哥说，在富士康的工作没有想象中的好，想回云南。
死因悬疑
7月15日晚11点多，孙丹勇登录班级QQ群，在群中以留遗言的口吻称——被欺负的没话说，并表示没有偷公司的产品。在聊天中，孙表露出对被公安局调查的担忧。之后又将聊天记录发给了数十位大学同学。然后走回小区，经过自己所住的A2栋路口，往里看了一下，然后径直进了A3栋的电梯，直接按了上12 层的按钮。
“要从他每句话里去找答案，他说了，希望保安得到严惩，希望富士康不再有不人性的地方。”孙哥哥认为，这是弟弟的自杀的目的。
孙丹勇在自杀前和同学QQ聊天说：“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整治一下FOXCONN（富士康），别他妈的再有和黑社会一样的地方了，随便就去查别人的家，随便就扣留人、打人。”并希望“顾钦明课长很快得到应有的报应”。
在孙丹雄看来，弟弟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有时候会有一些让家人惊讶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为。
孙丹勇交给环安课的自述材料解释说，7月9日下午他从生产线上拿到iPhone，清点数量后用保密封条封住，因当天没有主管开放行单，便暂存起来第二天发货。7月10日下午5时许，取样机的人来了，便打开纸箱让他们自己确认数量，当时因为忙不在场，但过来后取机人称少了一台，孙丹勇自己重新点一遍确实少了一台，当时怀疑样机可能是丢在生产线上了，孙把放样机的地方和打包的地方找了一遍，但还是没能找到。7月11日，又仔细翻找无果，7月12日，接女友到兆利花园小区，第二天汇报主管。
7月15日中午，孙丹勇到环安课交待事情经过。然后，和安管人员一起到丢失地点模拟手机交接现场。下午2点，再次回到环安课模拟现场，并带着安管人员前往搜家。查完孙家后，又去查另外一个部门女孩子的家。环安课在晚上9点多第二次要求孙丹勇到环安课课长顾钦明的办公室接受调查。
顾钦明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他从当时与孙丹勇交接产品的女同事处了解到，产品交接时孙丹勇一直在场，这与此前孙丹勇说他曾中途离开不一致，有疑点，所以才想着跟他对一下细节。
顾钦明称，孙一直不承认在场。于是他有点生气，扯了一下孙丹勇右肩膀，让他模拟现场。然后，让他到隔壁小房间再“想想”。在离开时顾钦明说：“今天我问的疑点问题，也是明天公安机关问的问题，你怎么办？”孙听后不停地反复搓手，表情很紧张地看着顾钦明。
在7月15日17点32分，孙丹勇还没有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给女友的短信说，“没事了，反正要回去找工作”。因此，孙丹勇的死因，就被外界质疑为与环安课第二次约请有关。
以死抗争？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警方初步的调查结果是，孙丹勇系自杀，并且死前身上没有明显伤痕。至于N90手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7月22日晚上，孙丹勇终于“回”到家了，回到了那间熟悉而陈旧的小瓦房。这是孙丹勇5年里第三次回家，只不过，这一次，他是装在一个盒子里被父亲、叔叔和哥哥带回了老家。
2002年，孙丹雄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孙丹勇也读高三，家里只有一亩多地，没法支付一个大学生和即将上大学的孙丹勇以及一个小女儿的学费，一家人把在老家的房子租给了同村人住，来到宣威市第一大镇板桥镇，租下了一间破旧的小瓦房打工。
55岁的孙父是石匠，43岁的孙母在镇上做些小工，石匠活主要是给逝者雕刻墓碑。
这间租来的小瓦房里，连一张像样的饭桌和椅子都没有，只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一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式录音机，以及一台21英寸的小彩电。他的骨灰就放在这间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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