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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7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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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新加坡
本帖最后由 aqwe 于 2016-12-17 09:50 编辑
我也是醉了，找了半天，找来一个叛徒的文章。看看是怎么说的：
且看叛徒辛子陵的丑恶嘴脸——读《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且看叛徒辛子陵的丑恶嘴脸——读《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作者：钱昌明
近读《炎黄春秋》骨干辛子陵“名作”《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感慨万千。写下读后感一篇，以饗读者。
辛子陵，何许人也？共产主义叛徒一个。
辛子陵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初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文革后期为批判极左思潮立功，先后任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
辛子陵发表过影响较大的著述有：
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的《林氏春秋的破产》，1975年经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
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在增刊第5期发表；
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由**邦总书记所致的悼词；
1993年发表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全传》；
2002年2月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林彪正传》；
2007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2008年《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以下引用时简称《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导言》中，辛子陵有一段“自我介绍”称：
“长期在高等军事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思想历程是紧跟毛泽东的”，“毛泽东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在讲课和撰文中都曾真心实意地鼓吹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过他所推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为毛的错误作辩护，把这看作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
根据辛子陵的以上经历，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紧跟政治潮流的人。他紧跟过毛泽东，又紧跟过邓小平，再紧跟过**邦；他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如今看马克思主义不行市了，他又来了一个华丽转身，成了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而这些又成了他晚年“成名”的资本。
辛子陵是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估计是个连中学也未毕业的小子，应该说是革命大家庭培养他成长起来的。相信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也一定举起手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过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可是如今，还是这个辛子陵，不仅对培养他的那个时代不感恩，反而公然背弃、诅咒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这不是叛徒是什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叛徒。
直不起腰的““造.反.者”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列宁曾嘲讽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跪着“造.反.者”。
同历史上所有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叛徒一样，辛子陵作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尽管其抛出70万字的《红太阳的陨落》，似乎气壮如牛，迫不及待地充当“反毛”、“非毛”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然而，其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始终使他本能地只能扮演一个直不起腰的““造.反.者” ，只能是“跪着“造.反.者”，这是所有叛徒无法避免、由内在虚弱性所形成的一种必然尴尬。
辛子陵要反毛泽东，却又不得不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略雄才”（《红太阳的陨落》第2页、第23——24页），承认“毛泽东有这样一种超人的禀赋，他的决心能感染别人，使怯者勇，使弱者强，使蔽者明”（《红太阳的陨落》第25页），并只能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辛子陵要背叛马克思主义，又不得不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晚年“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来反对《共产党宣言》中“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
辛子陵出于政治投机的需要，为了投靠国际、国内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的的政治势力，背叛了原先的共产主义信仰，却偏要把自己装扮成是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宣布自己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并要求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叛徒所以不能挺直腰干，要跪着***，说到底是心虚的表现。因为理不直、气不壮，底气不足，其内心必然是惶恐的。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千方百计地要拉人垫背，以制造叛徒背叛自己信仰“有理”论。这样，辛子陵就硬拉了三个人：
第一个，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对自己的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勃氏说这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已背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已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
可是，辛子陵却不这样想，反而认为：“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红太阳的陨落》第5页）
辛氏的逻辑是：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是“空想”，连苏联领导人也不信共产主义了，因此，共产主义应该“放弃”。这样，他“放弃”也就有理，背叛“有理”！
第二个，美国学者哈拉尔。哈氏著有大作《新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可以“调和”：
“混合经济，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两种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利用自由企业有吸引力的特点，来避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转引自《红太阳的陨落》第6页）
哈拉尔是一名资产阶级学者，他的理论是要消灭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可是，辛子陵不管这些。他把英、法、德、意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行业中由资产阶级国家控制的一些“国营经济”成份夸大化，硬说它们已形成了“混合经济”。进而认为，“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红太阳的陨落》第7页）
辛氏的逻辑是：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自然形成”了“混合经济”，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即“新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人为“强加的”的，是应该消失的。因此，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就是理所当然的，背叛“有理”！
第三个，邓小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注意，这是辛子陵最“保险”的一招，采取的手法是“拉大旗，扯虎皮”。
辛子陵说，由邓小平创导的“中国27年改革开放”，“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红太阳》第7页）
辛氏的逻辑是：改革开放就是搞“混合经济”，而“混合经济”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既然邓小平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放弃”对“暴力社会主义”的信仰呢？背叛“有理”！
在这里，辛子陵硬是强奸了邓小平的本意，是辛氏对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故意曲解。其实，辛氏自己心里也明白，要判别“社”还是“资”，问题不在于经济的“多种成份”，关键是它的最终发展。要确定这种发展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一发展的政治方向。然而，至少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之前，正是他提出、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因此，邓小平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
另外，改革开放，又怎能简单地等同于搞“民主社会主义”呢？
其实，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封闭式发展”，根本不是中国自己的愿望。人所共知，毛泽东所以没有在1949年收回香港，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留下一个“窗口”，以便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后，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按理中美的敌对关系也应该终止。可是，由于冷战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硬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孤立、封锁、包围了中国。可见，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中国自己要封闭自己，愿意搞闭关自守，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相反，1972年，也正是毛泽东抓住了世界形势的变化，通过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并进一步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交。任何人只要能尊重客观历史，就不得不承认：难道不正是毛泽东打开了东、西方交往的大门？
可见，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关键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内容。辛子陵“跪着***”，却想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旗，来掩盖自己背叛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叛徒嘴脸，实属枉然。
狂犬吠日，丧心病狂的攻击
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中，全盘否定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历史，把1949年以来进行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都说成是“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其目的“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攻击毛泽东“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红太阳的陨落》第3页）辛氏这样疯狂极端的攻击，恰恰暴露了一个叛徒急于要否定“过去”的阴暗心理与丑恶嘴脸。
辛子陵披着一层“学者”的外衣，其实是一个没有灵魂，时刻窥测风向，善于钻营投机政治的“文痞”。因为任何学者，理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每一个文人、学者所应坚守的一道起码的文德底线。写书作文至少要言必有据，决不能道听途说，更不会无中生有，信口雌黄。
反观辛氏的得意杰作《红太阳的陨落》，其所用重要关键史料，既无考证，又无确切出处，使人无可稽核；通篇充斥污蔑、诅咒之词，许多内容纯属无稽之谈，堪称狂犬吠日，纯粹是一种赤祼祼的丧心病狂的攻击。
1、虚拟动机，枉断臆测。
《红太阳的陨落》是一篇历史人物评传，它不是文艺创作的小说，其内容理所当然要以史实为依据，言必有据。可是，辛氏出于“非毛”政治的需要，为了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地道的封建“暴君”，就大搞“文艺创作”，虚拟动机，采取大胆想象的办法，任意对历史人物作枉断臆测。
例如，对建国以后一件攸关新中国存亡的大事——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历史对此已有定论，谁也无法否定。但为了否定毛泽东，辛氏硬是替他“想象”出了一个卑劣的动机，再强加到毛泽东的身上。
辛子陵大胆臆测：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已预感到斯大林将不久于人世，为了能接斯大林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班，意识到“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是将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于是，“毛泽东决心抗美援朝”出兵朝鲜。（《红太阳的陨落》第16页）
再如，稍具一点中共党史常识的人都知道：1953年的“高饶**联盟”，是因高岗在党内拉帮结派，组成小集团反对刘少奇与周恩来、分裂党中央，因而遭到“清除”的一场党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第一个起来发难，向毛泽东“吿密”的人是邓小平。
就是这么一件一清二楚的事情，却被辛子陵攻击成：是毛泽东搞“帝王南面之术”，故意“制造对立面”，“诛杀功臣”。
辛子陵大胆枉断：“在建国之初，高岗与柯瓦廖夫（按：1949年时苏联驻东北官员）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除掉高岗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权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红太阳的陨落》第85页）
再如，关于毛泽东安排“接班人问题”。历史事实明明白白地摆着，毛先后安排过三个接班人，他们是：刘少奇、林彪、华国锋。可是为了攻击毛泽东，辛氏偏说这些都是表象，真相是毛泽东搞“家天下”，要安排了自己的老婆江青和侄儿毛远新。
辛子陵大胆枉断：为搞“家天下”，“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
辛氏咬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
显然，按照辛氏的这种逻辑，毛泽东不成了一个“能事先安排”历史发展过程每个细节的人，这不真的成了神？（而且这样做有必要吗？既然毛是“独裁暴君”，他为何不能一歩到位把江青扶上台，自己“监国”帮她稳住大局；相反，他为何要屡批“四人帮”？连个政治局常委也没让江青当）既然毛泽东也是一个凡人，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辛子陵是不是得了“狂想症”？还是因为他想借着反毛“成名”而想疯了？以致竟会编造出这类胡言乱语的“昏话”！
2、捕风捉影，不实之词。
《红太阳的陨落》是2007年出版的。应该说，离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已整整31年了！不管你的政治观点是左还是右，应该说，这时人们的头脑应该渐渐地冷静下来了。文革刚结束时一度流传的许多捕风捉影的“非毛”不实之词，已不攻自破。但辛子陵为充当“非毛”急先锋，把毛泽东搞臭，继续捡起一些不实之词，大做文章，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立论”依据。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子陵用来攻击毛泽东最为重磅的“原***”是：毛制造了“共产主义地狱”，“饿死了3755万人”，“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按：世上事能‘空前’，焉能‘绝后’！）的大惨剧！”并把这一“饿死人”的事件看作是“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引文均见《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
关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一说，始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年鉴中向国内外公布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变动的人口数字。其中1960年末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1000万，日本的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此后，国外、国内的“学者”据此大加“研究”，出现了不同版本饿死人的数字，辛氏取其中最高数字的版本为3755万人。
对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早就有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1960年减少一千万整数的人口数字失真不可信。
比较有说服力的一说认为，根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这份统计中最关键的数据：
1960年初人口是：67,207万人，年末人口66，207万人，年平均人口是：66,707万人；当年出生率20.86‰；按照平均人口乘以出生率计算，当年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
可是，到了1990年国家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数据：
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有14，443，119人！这就是说，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经过30年时间的死亡、出国等因素，到1990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竟然不减反而多出了528，039人！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再经5年，1995年10月1日，国家进行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
1960年出生，生活在境内年满35岁的中国人，有14,491,481人。这个数字比1983年版1960年出生的人口数还是増加了576，401人。
应该说，1990年人口普查出来的数字是实打实的，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字也远比1983年的户籍统计人数可靠。
结论是清楚的：1983版《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是有问题的，是不可信的。（什么原因？这里不作推论）
辛子陵无视这一事实，偏要以有问题的资料说事，其用心昭然若揭矣！
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谣言千遍，便成真理。”辛子陵深谙此道，善于以各种不实之词攻击诽谤毛泽东。在《红太阳的陨落》中，他喋喋不休地反复不断地近20处渲染“饿死3755万人”！以求从“道德情感色彩”上煽动、引发人们对毛的憎恨。另外，他利用公众人物的生活最易成为谣言焦点的规律，对毛泽东的人格进行恶毒攻击。辛氏写道：
“实际上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生活日益腐化”。他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了‘118会议室’，据知情者评述，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女服务员密戏的行宫。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里的女工作人员以及从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象。”（《红太阳的陨落》第422页）
这里，辛氏断言“毛泽东的生活日益腐化”的根据是：
1、修豪华的“行宫”和“专用舞厅”；
2、每周开两次舞会；
3、选中南海女工作人员和文工团女演员去“伴舞”、“伴寝”。
其实这三条所谓“根据”，都是辛氏从“知情者”那里“道听途说”得来的，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
第一条，修豪华“行宫”和“专用舞厅”，实际上是会议室和办公室。就算在困难时期都不应该“装修”，那么，也有一个是谁下令的问题。是毛下令的还是他授意的，证据呢？没有。没有证据，此条当然不能成立。
第二条，开舞会。开舞会是为毛一个人呢，还是中南海领导人共同参与的？其实作为中南海机关举办的集体舞会，那就不存在所为的“腐化”问题了。
第三条，所谓“伴舞”、“伴寝”。中南海机关举办集体舞会，女工作人员和文工团女演员去共同参加，这有何不可？至于“伴寝”，这才真正触及到“腐化”问题。那么，根据呢？没有交代，唯一的依据就是“据知情者评述”。
“知情者”是谁？“伴寝”者是谁？也没有交代。
常言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辛子陵凭着“据知情者评述”6个字，就此毁掉一个领导人的清誉，这是很不道德的。看看辛子陵这种捕风捉影之说，不难判断，他的大作《红太阳的陨落》，究竟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还是**小报的八卦绯闻？人们心中就一清二楚了。
3、逻辑混乱，诅咒谩骂。
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辛子陵既然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当然再也不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约束，从而使他陷入了逻辑混乱、胡说八道，直至堕落到靠诅咒谩骂过日子的境地。
辛子陵以叛徒的阴暗心理，恶毒攻击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几乎每一个重大举措，肆无忌惮地诅咒谩骂他一度崇拜的毛泽东。为此，他甚至连逻辑也不顾了。
他一会儿攻击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了3，755万老百姓，是千古“罪人”；一会儿，转过身来，又批他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不纳马寅初的忠言，及时采取控制人口的国策，中国至少多生了4亿人口，成为今天的沉重包袱。”（《红太阳的陨落》第177页）
其实这“批马超生”说原本是又一个“反毛”的谣言！辛子陵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非毛”炮弹的，只是再把它夸大为4亿而己。
1979年8月5日 《光明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批了一个马寅初，导致中国多生3亿人，这就是“批马超生”说的最早版本。实际上这一说法，明显是违背客观史实的，纯属一种主观臆断，
“批马超生”说的作者有一个简单的算式，认为1979年当时中国的人口为9．75亿；而1958年“批马”时我国的人口仅为6．46亿，11年间增加的人口是3．29亿。假如当年不批马寅初，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政策，这三亿人口就不会出生了！
显然，这是一道低能的算式。因为他根本忘了“人口控制”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请设想：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府能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不许全国老百姓生一个孩子？从而把国民的生殖率控制在近乎零的水平上？！
谣言啊，谣言！当谣言在某种势力阴谋推动时，它就会飞快传播；当谣言与人们的利益相符时，就会顺利得到接受；当谣言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播时，人们都会倾向相信，那怕它是违背常理的。所谓“批马超生说”的出现就是如此。（欲详细了解这一问题，请看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星空探秘》中的《***“计划生育”创始人？》）
人所共知，“两弹一星”的开发，是社会主义中国得以立足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中国当时不搞这一条，今天我们可能早就成了伊拉克。可是，辛子陵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这是毛的一大罪状：
“毛泽东一心想造原***、***，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领袖”，在饥馑的时代，“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红太阳的陨落》第385页）
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赫鲁晓夫“逼债”，“大跃进”导致国民比例失调，人民挨饿，这些都是事实。究竟是“三分天灾”，还是“七分天灾”，争论颇多。然而，独有这个辛子陵，认为根本没有天灾，只有“人祸”。辛氏写道：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爷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的罪责，因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红太阳的陨落》第411页）
辛子陵出于“反毛”需要，一方面大段引用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回忆录”（见《红太阳的陨落》第346——349页），揭露地委书记路宪文强迫命令、强行征购“过头粮”的罪行；另一方面，故意抹掉张树藩关于“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张树藩：《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见《百年潮》1999年第12期）所反映的天灾事实。可见其辛氏为人品质之恶劣！
辛氏还攻击毛泽东“为顾自己面子”故意饿死老百姓：
“反正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为顾自己面子又迟迟不批准进口粮食，总要有一部分饿死。宁可农村饿死人，也要完成征购指标，支援城市，这是没有写成文件的中央精神。”（《红太阳的陨落》第361页）
另外，由于粮食紧张，人民挨饿，中央领导人也都实行“定粮”。毛泽东心里难过，为了与人民共患难，自行不吃肉。这本是一件好事，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可是到了辛子陵那里，却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做秀”。（《红太阳的陨落》第422页）
“做秀”者，作假也。毛泽东在1961年困难时期，从元旦起连续7个月不吃鸡和肉，这一客观事实，连辛氏自己也不否认。既然事实俱在，那又怎么扯得上“做秀”？辛氏的“做秀”说，除了故意对毛泽东人格进行恶意丑化，无法另作解释。
除了类似上述的曲解、污蔑与攻击外，留下的就是赤祼祼的诅咒与谩骂了：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红太阳的陨落》第748页）
辛子陵对毛泽东的攻击与诽谤，实在已到了丧心病狂无以复加的地步！
叛徒本质的大暴露
辛子陵不是说过“毛泽东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吗？
那么，还是这个辛子陵，如今为什么要这样仇恨毛泽东？究竟是毛泽东变了，还是辛子陵变了？答案是清楚的，是辛子陵变了。辛子陵已从一名共产主义信仰者，蜕变为一名“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人，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了一名共产主义信仰的叛徒。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先在中国进行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一个里程碑，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歩”。在他看来，以后的共产主义路程才会更长，更伟大。
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的辛子陵，新民主主义“应该万岁”，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的革命步伐应该就此终止。他说：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废止了受到各阶层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推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红太阳的陨落》第3页）
什么是“民粹主义”？辛氏没有解释。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原意是指以一种狭隘、保守的眼光，仇视资本主义或“精英”阶层的一种社会思潮。这里是辛氏污蔑毛泽东站在工农立场上思考问题的代名词，意在攻击毛泽东搞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损害资产阶级利益。
什么是“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
在《红太阳的陨落》里，辛子陵“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叫做“资本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说：“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红太阳的陨落》第755页）
辛子陵连政治经济学的ABC也没搞清楚，竟然离开了“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科技渗透其中）妄谈“先进生产力”。资本家不是劳动者，与生产力的构成根本沾不上边，何能成为生产力代表？
然而，辛氏却凭借他“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代表”这个“新发现”，就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共产党宣言》，真是狂妄加无知。
辛子陵妄言：《共产党宣言》是早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不成熟的年轻人，出于“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要用暴力。”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辛氏认为，“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份。”（《红太阳的陨落》第761页）
辛子陵是个冷血动物，他是反对同情工农大众的，更反感人们对剥削阶级的义愤，主张应去除一切“道德感情色彩”去观察社会政治。他认为正是因为“同情”工人，才导致马恩犯下了发动“暴力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根本错误”。他更恨毛泽东的“穷人”立场，在他看来，只有站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一边，发展资本主义才是正确的。他写道：
“毛泽东一辈子都是站在穷人一边，他是穷人的领袖，是穷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两极分化。……不许任何分化，不许任何人冒尖，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红太阳的陨落》第50——51页）
显然，辛子陵所以会这样写，最终还是立场问题。辛子陵是一个站在反工农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叛徒，这才是他疯狂地恶毒地“反毛”、“非毛”的根本原因。
辛子陵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暴力社会主义”，认为它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就彻底否定了《共产党宣言》，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难怪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凡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进行革命实践的人，都会遭到辛氏的恶毒攻击与否定。辛氏说：
“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按：指社会主义革命）和目标的现实性（按：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结果，“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达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幻灭了）。”（《红太阳的陨落》第761——762页）
至今，辛子陵大概仍顶着个“共产党员”的招牌，作为“共产主义”的叛徒，他本能地直不起腰，只得“跪着***”，干着“打着马恩反马恩”的勾当，向不明真相的人们推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下的资本主义。
在《红太阳的陨落》的结束语里，辛氏通过断章取义、曲解造谣、强加于人等手法，居然把马克思说成是个“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在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即完成对资产阶级剥夺后，主张复辟剥削制度的“复辟狂”。
他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现在，“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红太阳的陨落》第753页）
“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辛子陵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资本的积累过程》一节中摘录下来的半句话。他利用其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9个字，硬说这是马克思主张重建剥削制度，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辛子陵这个叛徒确实创造了一个“断章取义、曲解造谣之最”的吉尼斯记录！
这段文字的完整版应该是这样的：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按：指封建社会的小生产者所有制）的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按：指必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看了完整版的引文，人们就清楚了。原来在辛子陵的引文里，他故意抹去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话：“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指的是：原有的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被摧毁了，这就必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不过，这个“个人所有制”，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有制”，而是特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个人所有制”。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纯属个人、家庭的生活资料；二、在社会主义政策允许范围内，即在不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某些经济活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绝对不是辛氏鼓吹的那种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因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修正”过这一观点！
辛子陵还以同样的断章取义的手法，抓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中的片言只语，污蔑恩格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红太阳的陨落》第756页、757页）
其实，早在1847年7月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21页）以后又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讲过：
“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8页。）
这就是说，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而且又是马恩一直把科技的发展看作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恩全集》第12卷第3页）
在文人中，辛子陵的人品可以算是最为低劣与卑鄙的，他的文章、著述，就是靠这种手法蛊惑人心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愿让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擦亮眼睛，真正看清辛子陵这个政治投机分子、文痞、共产主义叛徒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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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qwe
发表于 2016-12-13 13:38
